巴黎的“文化地图”.doc

巴黎的“文化地图” 19世纪，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这种殊荣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巴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文化、文学、思想、艺术、时尚、奢华、高雅、肮脏、流浪、堕落、颓废、前卫、造反、革命……种种不同元素都在此“熔于一炉”。 然而，从20世纪初起，巴黎的“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又开始一点点丧失，现在虽仍灿烂，但已无昔日几乎是“独此一家”的辉煌。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在《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中，勾勒出了这种由高而低的“文化地图”。 宽容与场域的形成 很久以来，巴黎以其特殊的方法，巧妙地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中长时间汇集了大量精英，因此成为欧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也是世界的“文化之都”，形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场”，吸引法国的“外省青年”和世界各地“有志之土”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来此奋斗。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但却形成了巴黎“见怪不怪”，兼容并包的传统。 同样重要的是，巴黎的管理者似乎深谙“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这种“巴漂”（恕我仿下“北漂”）越来越宽容，并不动辄清理；而且，管理者从政策、资金方面扶持自己赞同的文化，但对自己并不喜爱的某些文化现象也并不压制。这种文化机制和传统，造就了“文化之都”。正如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是一个理想的观测场所。只须几个平方公里的空间，这个首都便可集中各种奇异现象，因为它有能力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 众所周知，在巴黎文化中，“沙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初，是沙龙自发地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沙龙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有的偏重文学，有的偏重艺术，有的偏重音乐、有的偏重政治，还有的则以“综合性”闻名。沙龙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加强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激活彼此的竞争，但又巩固彼此的联系，能否进入某个沙龙并被认可，甚至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当时有四个沙龙最为出名，以至曾有法兰西学院每一位侯选院士都必须经过其中一家沙龙“培训”才能入选的说法。虽然沙龙不乏虚荣，名沙龙的主人、重要成员更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但各种信息、思想在这个重要平台的传递、交流、碰撞，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灵感和新思想。 （资料图：油画《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到19世纪末，巴黎还产生了由沙龙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的社交形式，“晚餐会”开始大量出现。“晚餐会”成员比沙龙更加精英，主要是成就卓然的演员、作家、政界人物，还有科技界和经济界的头面人物，成员非常固定，议题也更加专门，因此也更加封闭，更难进入，据说进入这样一个圈子比进入法兰西学院还要困难。 法兰西大剧院董事儒尔·克拉尔迪当属文艺精英，对上流社会了如指掌，在1871年就努力进入并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晚餐会”接纳，但直到1881年，经过十年后才跨入“晚餐会”门槛。比较著名的有“大仲马的晚餐会”、“文人晚餐会”、“评论界晚餐会”、“憾事万千晚餐会”等。其中“毕克西奥晚餐会”成员极少，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主要议题是科学与艺术，不同议题由不同人主持。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毕克西奥晚餐会”却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有名位高权重的将军是晚餐会成员，经常透露军界、政界有关重要消息。德雷福斯事件的许多信息自此流出、传播，知识界不少有关判断、观点和决定在此做出。 不过，到了19世纪末，沙龙的作用开始淡化，此时的巴黎是一个“杂志的时代取代了昔日的沙龙天下”，大量创刊的各种同仁杂志虽然生生灭灭、“长寿”者不多，但正是这些越办越多的杂志成为19世纪末巴黎的文化基础。一些著名的画廊、名人家庭、学校、咖啡馆等因杂志而成为固定的文化场所，因为一些杂志创刊时名声不大，要利用这些公众场所开会，扩大影响。 杂志形成的文化网络比沙龙、晚餐会庞大复杂得多，更多的“文化人”通过杂志加入到自己的文化圈中，这又反过来加强了文化网络。杂志比沙龙更公开，所以各种杂志的生存更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而许多杂志的存在又使文化环境一点点宽松，这种良性循环更增强了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和辐射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某处杂志的多少及其生存环境的宽严，是此处文化是否繁荣的标志。 从19世纪末开始，对“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各种报告会、各种讲座，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报告会和讲座已远不限于教育界、学术界，学术报告会与通俗报告会的界限也不再严格。报告会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不少报告会竟在最著名的大剧院举行，许多剧院每月固定举行数场报告会，有些小剧场甚至靠此营利。一些著名学者也从大学的阶梯教室来到剧场进行讲座，某些名家的报告会要提前报名才能参加。此后，巴黎的报告会便数不胜数。杂志、报告会和讲座打破了沙龙、晚餐会的封闭性，使巴黎的文化场域和文化资本更加强大。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