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doc

第一章 案例：王某与刘某是大学同班同学且为好友。一天，王某主动约请刘某周末去听音乐会。刘某如约到指定地点等候，可直到音乐会结束也未见到王某的人影。刘某十分气愤，提出与王某“断交”。 分析：案例中的王某存在着“背信弃义”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我们并不能找到相应的法律来判断其是“合法”还是“违法”，只能从道德的角度来衡量这种行为是“好”还是“坏”。因而，这种社会现象就不能称为法律现象，既然不是法律现象，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王某和刘某这一好友之间的口头约定，没有形成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也不受法律上权利义务的约束，也就不能成为用法律来调整的社会关系。 第二章 案例：1832年，奥斯丁出版了《法理学范围之确定》一书；1861年，奥斯丁去世后，其遗孀整理并出版了新版的《法理学范围之确定》与《法理学讲演集：或实在法哲学》。这两部著作，对以后的英国乃至各国的法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在于对法理学的范围作了严格的划定，严格区分了其与道德的界限，对法律是一种命令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对那些常用的法律术语和概念的含义进行了仔细考证。如权利、义务、责任、损害、刑罚等。虽然奥斯丁的著作因乏味和重复的文体以及过分依赖罗马法、英格兰法而逊色不少，然而他毫无疑问是英国分析法理学的创建人，因为在英国，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法理学还多被认为就是分析法学。所以，仍有不少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法理学的产生应当自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之确定》开始。 （资料来源：《牛津法律大辞典》有关奥斯丁与梅因的条目，光明日版出版社1988年版。） 分析：前述案例中有关奥斯丁法理学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从一定意义上说，奥斯丁创立的分析法理学促进了法学从“法律的知识技术”的层次向“法律科学”的转变。对现代及其未来法理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章 案例：在某个学术研讨会上，甲、乙、丙三位学者分别就“法理学”一词作了不同的解释：甲说：“法理学就是法哲学，研究法律中的哲学问题，比如法律原则、概念、制度、方法等。”乙说：“法理学是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问，相当于法社会学。”丙说：“法理学是研究刑法、民法、宪法、诉讼法等等法律部门如何适用问题的学问。” 如何认识这三种不同观点？为什么？ 分析：这三种观点都只描述了法理学的部分特征，不够全面。 法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理）、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运行的机制。因而，就制度层面言，法理学是一门研究所有法律制度中的一般问题、原理、原则和制度的学问。它不关心每一具体制度、法律的具体操作问题（这属于不同法学学科研究的对象），而是对每一法学学科中带有共同性、根本性的问题和原理作横断面的考察。法理学研究的范围（领域）是法哲学方向、法社会学方向和法的理论（或“形式法学”）这三个法学基本研究方向的结合。 第四章 案例：2001年8月，原告史广清以被告史广文（原告大哥）在父亲死亡后，未通知自己，便独自料理后事，致使其在父亲死亡三年半后才得知此事，使其丧失了对父亲进行悼念的权利，将被告起诉到法院。史广清与史广文自1979年后断绝往来，双方都未互留地址和其他联系方式。兄弟俩的父亲史成斌因脑血栓住进医院。1997年1月，史成斌因心肌梗塞在史广文家死亡。2000年7月，弟弟史广清从大姐夫口中得知父亲的死讯。为此，将其大哥史广文起诉至法院。在审理中，史广清承认：父亲在世时，其除1991年和1996年看望过父亲再次，再未对父亲尽过其他义务，也未向其他亲属询问过父亲的病情。 法院认为：按照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习惯，原告作为死者的子女确有权对死者进行悼念和哀思。但鉴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对于该项权利的相对义务人未作规定，因此被告的不作为不具有违法性。故在被告对其父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且与原告多年互不联系的情况下，原告以丧失悼念权为由，起诉要求被告独自承担未尽通知义务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不符合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原则。据此，判决驳回了弟弟史广清的诉讼请求。 （材料来源：《法理学配套辅导》，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分析：作为传统习惯的“悼念”在法律中没有规定，只是存在于道德伦理和习俗之中。道德伦理和风俗与法律的一个不同之处在前者更多是对人们的义务性规定，如“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等，而后者更多有权利性和义务性两种规定，如公民享有各种权利。在此案中，“悼念”体现了一种孝敬父母的良好伦理规范，是传统伦理对子女的要求和约束，是子女伦理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权利”。史广清多年未与其父联系，致使其父病故而自己一无所知，理应受到道德谴责，而不受法律调整和规制。 第五章 案例1：黄永彬和蒋伦芳是四川省泸州市天伦集团公司404分厂的职工，两人于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