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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多元性 　　摘 要：辽代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地域，处在南北两大文化圈之间，形成了反映南北两大文化圈要素的独特的地域文化。辽之前，兴中府地区是中原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尤以契丹族的交界带；是农牧经济过渡带；也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在此背景下，其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多种历史文化继承；民族融合下的多民族文化兼容并蓄。 　　关键词：兴中府地区；地域文化；多元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13-04 　　兴中府地区（今朝阳地区）可谓历史悠久，殷时属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所占，两汉则属辽西郡，三燕时在此建龙城县始定都于此。后隋文帝平定高保宁之乱在此设州即营州，唐沿隋制设营州都督府。直至辽耶律阿保机时，命韩知古修葺柳城，将所俘奚人和燕人安置于此，后于重熙十年（1041）升为兴中府，成为有辽一代重要城镇之一。探讨、分析辽朝兴中府地区地域文化概况，不仅可以充实辽宁地方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也有利于对辽朝兴中府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一、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形成背景 　　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多种条件长期综合的结果，现主要从民族分布、经济分布和交通条件三个方面论述。从民族分布看，其所在地自古至辽皆是极为特殊。隋唐以前是中原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尤以契丹族的交界带。《新唐书?契丹传》在描述契丹的地理位置时“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H、室韦。”《隋书?契丹传》也有记载：“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河。”《魏书?库莫奚传》、《魏书?契丹传》、《北史?契丹传》均有相关记载。由此可知，直至辽太祖时期将营州地区划归辽朝版图内，其一直都是濒临中原汉政权，甚至在唐时营州地区就居住有契丹、奚、??H、渤海等少数民族。 　　从经济分布看，兴中府地区是农牧经济过渡带。据《辽史?地理志》载：“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今朝阳），北带潢水（今西拉沐沦河），冷陉（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高原上的坝后）屏右，辽河（辽河中下游南流河段）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可见，历史时期，此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森林茂盛，适宜农耕与畜牧业。远至唐朝，此地已经是农牧经济过渡带，“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已经是农耕地区；燕山以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是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北界不能距离燕山过远，再北当为游牧地区”[1]。兴中府地区自隋唐时期至辽就居住着契丹、奚、渤海等游牧民族，且据有关学者估计唐时营州地区所居汉人少于少数民族，其地区的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碰撞必不可免。 　　在幽云地区纳入板块之前，霸州是其南面的防御中心，是东北通往中原的要地，也是辽东京辽阳府至中京大定府的重要栈驿，是辽帝东巡路线所经地方之一，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并且这一时期大凌河航运有所改善，促进了兴中府地区发展。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兴中府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其地域文化的形成、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结构的形态。此种形态主要表现为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以及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 　　二、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历史文化继承 　　（一）墓葬形制 　　以往学者对辽代墓葬形制已有较多论述，如董新林根据建筑材料、方式、形制、结构将其分为类屋式墓、类椁式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四类，在类屋式墓分圆形或椭圆形墓、方形或长方形墓、多角形墓。杨晶的两类五形说：两类是指砖（石）室墓、土圹墓；五形即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另外，李逸友、刘末、张国庆等学者对辽代墓葬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因此本文认为暂可以将辽代的墓葬形式分为五类：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而朝阳地区的辽代纪年墓葬主要出现在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中。与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相比，辽时既对前朝继承，又呈现出特色。辽代早、中期多以圆形或方形墓为主，中期开始出现多角形墓，晚期以多角形墓为主，且不见隋唐时期的梯形墓。 　　兴中府发现的最早的辽代纪年墓为耿崇美墓，其为方形双室石筑墓。目前其家族墓葬形式均是方形双室石筑墓，双室应该是其贵族身份的表现。这种方形墓主要是出现在辽代的早期，中期也有所发现。此种形制的方形墓在这一地区有一定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北魏，此后历朝基本都有继承。隋唐时期这一地区已发现的隋唐时期方形墓葬共有42座，占墓葬总数的五分之一，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墓葬形式[2]。可见兴中府地区的墓葬形制对前朝的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