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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恒穷”的逻辑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主流经济学对穷人行为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必须把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穷人的特定约束条件结合起来，进行穷人经济学阐释。实际上，由于穷人在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一般水平，其“经济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生存理性”，这样，穷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而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资料的最大化（通常也难以满足）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这样，在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面前，在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情况下，会出现贫困的自增强机制，陷入“穷者愈穷”的逻辑循环圈。实际上，由于“人生而不平等”和穷人的五大资源（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资源）难以资本化，使得穷人从先天条件，到后天环境，都难以摆脱贫困境遇。走出“穷人恒穷”陷阱，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必须有一套“抽肥补瘦”，以不平等来治不平等的公共政策。而推行穷人资源的资本化，至少可以使穷人能够参与资源开发或持有的收益分配，改善其境遇。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 反贫困 公共政策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这段话。之后又在多个场合提到“要研究穷人经济学”。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已有了门类如此繁多的经济学，为何还需要研究“穷人经济学”？ 依笔者之见，“穷人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在于穷人的处境和一般人不同，这使得“穷人”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与一般经济学不同，由此，其经济逻辑也不同。 比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但这两个假设只是对经济环境做出的定性结论，难以照顾到定量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只能解释一般性问题，对于特定人群，其解释力将会十分有限。比如，对世界财富分配“二八现象”（通常用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口只能占有20％的财富来形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中占大多数人口的穷人而言，其资源在数量上的稀缺性表现尤甚，在其拥有的资源结构上也与富裕阶层大不相同；其掌握的信息和所处的可选择的地位也相当有限。所以，必须把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穷人的特定约束条件结合起来必须找准穷人的约束条件。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舒尔茨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各阶层发展、人友好相处平等自愿公平交易的环境，无论一个两极分化严重仇富富而不当社会，既不是人的天堂，也不是人的天堂。抽肥补瘦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ability-to-pay principle）、受益原则（benefit principle），以及如庇古这样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总效用的观点，富人多缴税，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缪尔达尔1969年完成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把发展中经济的贫困，不仅仅归咎于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所以他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甚至专章探讨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但当世界银行将缪尔达尔视作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1984年邀请其对早期思想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缪尔达尔竟表示了他对十五年来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极大失望，在《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的回顾》一文中，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根源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实际掌握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贪污贿赂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再加之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还陷入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更多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缪尔达尔对其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提倡的一个主要观点——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项目提供各项资金及技术支持的所谓“发展援助”，其成果也无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给这些国家陷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