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治庸问责”之变.docVIP

武汉“治庸问责”之变 　　作为“四大火炉”的武汉，从2012年至今，每到最为炎热的7月，官场的“烧烤模式”就会开启。 　　7月2日晚上8点整，武汉“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期中考如约而至。首场“考试”的考题是“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城市治理”，9位区（工）委书记应考，这也是“电视问政”开播以来，各区委书记第一次被“拷问”。 　　公众的提问并没有因为场上出现新面孔而手下留情。在东湖落雁岛景区有一座被人们戏称为“拆坚强”的违建餐厅，十年来，在拆与建的怪圈中竟然由木头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面对这座越拆越坚固的违建，问政嘉宾现场举起了“哭脸”牌――不满意。 　　“拆了建建了拆，反而越建越牢固，是怎么回事？莫非有后台撑腰？”有人对此犀利发问。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卫国现场解释，餐厅老板只是一个普通村民，对于类似这种历史成因比较复杂的违建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必须拿出彻底解决办法”。随后，面对主持人两度追问，现在究竟要如何处理水上违建，张卫国当场表态，将按照相关条例和法规，要求业主迅速整改，自动拆除，逾期不拆，将强制拆除。 　　在电视问政特约评论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看来，首次出场的9位书记没有像以往接受问政的官员那般，首先道歉，然后承诺整改，而是直面现实问题，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此次电视问政最大的进步。 　　截至目前，武汉市共举办34场电视问政活动，有20名市领导、67名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先后作出整改承诺，曝光问题280多个，333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组织处理，促进政府建章立制60余项。 　　“电视问政”已经成为治庸风暴中的“重头戏”，它使得治庸问责得以落地生根。 　　现场问政：曾问到官员流汗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掀起了一场治庸风暴。 　　当年，武汉GDP达到了6762.2亿元，年均增长14.3%，经济实力跻身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第一方阵。但是同年3月，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查报告却暴露出武汉经济发展背后的隐忧，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存在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 　　2009年对武汉“错失马士基”的反思中，就有媒体刊出评论文章，“武汉的失败，就在于忽略了自己的乙方地位。这也警示那些招商的官员们，必须及早转变角色，在争夺的过程中，要学会放下官员的身段，更多地培养业务员精神。只有优质的服务，才能打动客户的心”。 　　干部队伍中的慵懒散漫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武汉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障碍。 　　痛定思痛，武汉市委作出判断，打造全国最优投资环境、全国一流城市环境，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干部是第一要素，作风是第一保障。 武汉市委在前述会议上宣布实施“治庸计划”，在此次会议上，由8个案例构成的一段视频直指武汉投资环境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对相关负责单位和人员指名道姓，一些人看得坐不住了。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称，治庸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武汉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 　　当年5月，武汉市公布了首批十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并通过新闻发布会，由各责任单位“一把手”集中向社会作出对上述问题限期整改的公开承诺。为检验承诺兑现效果，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工作办公室与武汉电视台联手，于2011年11月22日到25日连续推出了四场“电视问政”，首场“电视问政”中有4位市领导和12位责任单位负责人被现场问政。鉴于节目播出后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将“电视问政”常态化，这标志着“电视问政”在治庸问责风暴中作为一种长期机制被确立下来。 　　该节目在具体问题的操作层面上对各部门主管进行拷问与问责，它将治庸问责风暴立体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媒体这一载体，倒逼政府各部门一诺千金。毋庸讳言，“电视问政”实际上是这场“吏治风暴”的延伸与拓展。 　　在“电视问政”中，作为承诺单位的市领导和区、部门领导在演播厅现场与市民、评论员面对面。节目全程设置12个基本环节，包括一诺千金、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特别阐述、共同关注、场外互动、3G连线、典型引路、嘉宾再诺和百姓心声等。在节目中还设置了“哭脸”和“笑脸”牌，市民代表选择其一对被问政官员的表现进行评判。 　　“电视问政”在年末拷问政府部门对于承诺是否兑现的形式被形象地称为“期末考”，从2012年开始，“电视问政”新增了每年7月初的“期中考”。各个部门一把手不能以任何理由躲避“电视问政”，也不能派出副手敷衍塞责，纪委强制命令：节目直播当天不准请假，严禁出国考察。 　　应考，一度成为走进直播间官员的尴尬事。2013年“期中考”第一场，武汉公安交管局局长李顺年第一个上场，也成为当场最受“煎熬”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