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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的估算进行分析 　　一、引 言 　　中国是全球生猪第一生产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生猪养殖规模一直维持在 2. 9 亿头以上，2011年达到 4. 7 亿头，占全球总规模的 48. 9%( FAO，2013)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和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作为居民蛋白摄入最主要来源的猪肉消费量经历了迅速上升的过程，人均占有量由1975 年的 7. 6 公斤增长到 2013 年的 39. 9 公斤( USDA，2014) ，增长了 4. 25倍，不仅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也进一步缩小了与欧盟等消费大国的差距。为应对国内需求的过快增长，我国生猪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家庭院养殖向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转变。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年出栏 50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34%。规模化养殖在提高生猪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高度集约化的养殖，增加了疫病传染的风险和排泄物处理的成本与难度( Janet Larsen，2013) 。生猪排泄物中富含氮、磷等有机物质，是我国农村地区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根据农业部的测算，我国华北地区一头 70 公斤的育肥生猪一天产生的排泄物中全氮含量约为 33. 23克，即使采用减排措施，每天仍会排放约 10. 22 克。 　　生猪排泄物中含氮有机物质的流失不仅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Baker，2002; Schofield 等，1990) ，还会污染空气和土壤，破坏生态系统，影响人类健康( McCulloch 等，1998; Hantschel 等，1997; NRDC，2013) 。从 2001 年开始，我国政府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处理技术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并且在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在此背景下，生猪养殖户不仅要通过投入要素的合理搭配，提高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同时，也要考虑排泄物的处理技术与成本，生产环境友好型的产品。那么，我国生猪养殖业的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状况如何? 不同地区和不同养殖规模的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是否存在差异? 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定量测算生猪养殖业的技术效率与环境效率。 　　以往文献中针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已经相当成熟。Sharma 等( 1997) 分别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的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模型计算了夏威夷生猪产业的技术效率，但计算过程中并未考虑非合意产出; Galanopoulos 等( 2006) 在分析希腊生猪商业化养殖企业的技术效率以及 Rae等( 2006) 在计算中国各省生猪养殖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时，同样都没有考虑非合意产出的影响。Shephard 等( 1974) 认为在评价生产者生产行为时，应该综合考虑各种产出，不应该忽视非合意产出，例如工业生产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以及畜牧业生产中的排泄物。Pittman( 1983) 第一次尝试将对环境有害的因素作为非合意产出变量，构造多产出的 Tornqvist 生产力指数评价环境绩效。 　　该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非合意产出进行定价，Pittman( 1983) 通过计算非合意产出的影子价格进行替代，但缺陷是无法区分不同个体之间影子价格的差异。Fre 等( 1996，2001) 通过分解包含非合意产出的生产力指数，分别测算了美国电力行业和制造业的环境绩效。Fre 等( 1989) 同样基于多产出的思想，通过改进 Farrell( 1957) 的技术效率模型，构造增强的双曲线生产效率模型评价生产者的环境效率，该模型将非合意产出数量作为产出变量，可以根据非合意产出的处理成本进行灵活的形式变换，避免测算影子价格，但可能造成大部分生产者拥有相同的环境效率。Yang 等( 2008) 和 Yang( 2009) 进一步指出 Fre 等( 1989) 的模型关于非合意产出弱处置性( Weak Disposability) 的假设存在问题，他们将采取处理措施后非合意产出的减少量作为产出变量，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农户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及其决定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和《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mdash;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其中，《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调查和记录的不同地区农户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活动的各项成本投入与收益状况的资料。关于生猪养殖业的调查，调查者根据养殖户的规模分为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四种类型，采用三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每个地区的农户数据，最终根据规模汇总成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