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进行分析.docVIP

对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民间借贷关系视为富人剥削穷人的重要手段，是造成富人兼并和小农贫困破产的罪魁祸首。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逐渐注意到了民间借贷并不是只会加剧贫富分化，并肯定了其在维系小农家庭生产生活方面的作用。本文拟以“富民”阶层为视角，具体探讨宋代民间借贷对于乡村贫富关系发展的影响。宋代是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关系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民间借贷逐渐取代官方借贷，成为乡村借贷关系的主体。王安石行青苗法，试图以官方借贷重新取代民间借贷，达到“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的目的。但变法却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小农的困苦，“名为抑兼并，乃所以助兼并也”，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这标志着民间借贷占据借贷关系的主体地位不仅已成为客观的现实，也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资金有无调剂的重要途径，民间借贷行为主要发生于资金的富余者和资金的紧缺者之间。唐宋时期，富民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构成了影响乡村治理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乡村贫富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民间借贷与“富民” 　　阶层中唐以后，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均田制逐渐无法实施，编户齐民的分化也日益加剧。在社会的贫富分化中，一个新的社会阶层mdash;mdash;“富民”阶层迅速崛起。富民依靠自身雄厚的财力进行土地兼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这使得小农经济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原来处在国家庇护之下的“天子之农”，转而变成了“富人之农”。宋人叶适用“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来描述这一变化。 　　苏辙也说：“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这标志着富民已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成为“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民的发展，也就深刻影响到了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所以当时人就说：“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赖者也。”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其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发展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唐宋以后，富民逐渐取代国家，成为乡村借贷的主导力量，也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放贷群体。富民成为主要的放贷群体，与借贷业的丰厚利润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借贷业的利润普遍高于土地的收益率。因此掌握了巨大财富的富民，也乐衷于在土地兼并之外，从事放贷活动，从而成为主要的放贷群体。宋人袁采对借贷的利润曾有过一个估计：“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十余年后，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则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又三年再倍。”可见将资金用于放贷的收益比投资土地高出许多。所以郑望之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船往来兴贩，岂肯闲着钱买金在家顿放?”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取代国家成为乡村借贷的主体，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富人在乡村借贷中主导地位的形成，在宋代的史料中有诸多反映。韩琦就认为，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之户，乃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例开质库，置课场”，从事借贷活动。这一时期，国家虽然也存在放贷行为，如北宋宣和六年，曾下诏河东、京西两路将“其已流移之民弃下田产，量行借贷，召人耕垦”。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也曾诏“两浙、江东下田伤水冲损庐舍，理宜宽恤，令逐路常平司行下州县，将被水人户疾速依条借贷，以备布种，将来见得损伤，即从实检放”。但此时乡村借贷的主体已经不是官府而是富民。北宋时，晁说之就说：“农民之用不足，不免称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到了南宋，郑侠也认为，“小民无田宅，皆客于人，其负贩耕耘，无非出息以取本于富且大者。”可见，普通百姓向富民借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长期研究借贷关系的刘秋根教授，曾将中国古代的农业金融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战国至唐中叶、唐中叶至明中叶、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他说：“第一阶段是国家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地主阶级主导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商人阶级主导的阶段。”他所提到的在中唐以后占据农业金融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实际上主要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富民阶层”。南宋官员方滋权户部时，“有请贫民贷富家粟第偿其半者。公曰：是使富家不贷，而贫民亦无所资食也。议不行。”说明富民成为放贷主体的趋势，已经被政府和官员普遍认可。富民成为放贷的主要群体，既是这一时期贫富关系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对唐宋贫富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民间借贷与贫富分化 　　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关系，借贷关系具有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营利性是民间借贷关系的固有属性。因此，在资本富余者通过借贷关系来谋求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