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法律规制的考察分析.docVIP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法律规制的考察分析 　　二战后随着世界金融体制从自由市场向政府监管趋势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从执政伊始，即开始构建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经过八年抗战，一直到国共内战时期，不断强化对国营和私营金融业的控制力度。除改组、改造四行二局、加大官股对私营银行钱庄的控制之外，也试图通过金融立法来规范和控制金融业。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基于金融风险广泛、财政危机加剧、立法滞后严重等问题，继续推行国家垄断金融政策，接收敌伪金融业，扩张四行二局一库在全国范围的统治，并推出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从表面上看，对于规范金融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社会经济衰退和金融体系崩溃，最终这些法律法规实质上剥夺了私营银行钱庄的传统生存空间，从而被挤出历史舞台。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简言之，是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关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金融业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又具有鲜明的现实价值。相关研究成果涉及金融监管法律、监管制度演进及特点、战时监管法律等。而对于战后国民政府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法律规制的原因、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及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本文以上海的私营金融形态mdash;mdash;mdash;钱庄为中心，拟作详细考察。 　　一、国民政府加强对金融业法律 　　规制的历史背景 　　八年抗战严重消耗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资源，战乱导致沦陷区金融秩序异常混乱，金融风险丛生。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财政部下设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积极接收沦陷区经济金融各业，以挽救战时造成的财政崩溃局面。此时的金融市场逐步从战时状态向战后状态过渡。战后沦陷区经济残破的影响和备战内战所需军费开支迅速攀升，致使财政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并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这迫使国民政府从极其短暂的经济自由政策开始向加强经济统制政策过渡，表现在金融领域，则是继续加强管制。战前和战时的金融法律法规已完全不能适应战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形势的需要。 　　(一)战时极为混乱的金融市场导致风险无处不在 　　日本八年侵华战争迫使国民党政府集全力进行抗战。战场从东北、华北向华东、华中、华南推进，上海也未能幸免。太平洋战争以后，上海沦入日伪统治时期。汪伪政府为了“以战养战”，大量印发伪中储券的同时，还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如《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1942年)、《修正银行注册章程》(1943年)、《强化上海特别市金融机关业务概要》(1944年)、《关于钱庄补行注册及限期改为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取消金融机关远期本票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钱庄的设立条件和程序、最低资本额、组织形式和业务范围等，严格限制银行钱庄运作，稳定金融市场，为进一步侵华做准备。其中，某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如上海钱庄限期改为股份公司等，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私营金融机构的广泛创立，为私营金融业畸形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上海的外资银行大批停业清理，私营银行钱庄大量增设，大小银行钱庄共有420家，汪伪政府实施股份化改造后，钱庄投机盛行。1943年，上海新设银行钱庄从春节开市前后不过94家，到年底公会会员钱庄竟达176家之多。到日本投降时止，上海一地的银行数竟达195家，钱庄更多至226家，信托公司也有20家。伪中储券大量发行，游资泛滥，通货膨胀加剧;私营银行钱庄增设，存放款急剧增多，票据交换额大幅提高。另外，私营金融机构还设立暗帐，经营黄金、美钞及外汇等投机买卖业务，金融市场十分混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有序接收，整治、规范日伪产业，政府在接收前被迫取缔或停业敌占区的私营银行钱庄达到296家，在接收清理过程中，积极促使收复区商业银行钱庄合法合规复业，试图通过颁布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新形势下金融业的发展。 　　(二)财政危机加剧迫使政府加大法律监管力度 　　日本侵华战争中资源被掠夺无数，造成敌占区经济凋敝、民生混乱，社会经济残破。战后，国民政府积极接收，同时，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积极备战内战，引发军费开支急增，财政日益枯竭。仅就战后军费而言，据统计，1946年南京政府全年军费支出高达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原定预算中军费支出的2.4倍，占该年全国财政实际支出总额7万亿的86%。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拥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400万两(1两=500g/16，价值4亿美元)，接收敌伪资产40000亿法币(合美金10亿元)均很快被内战消耗。1946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70.2%，1947年为70.7%，1948年上半年为76.5%。如果将美援等因素考虑进去，财政赤字占支出的90%左右。 　　为解决财政困境，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