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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现状、障碍及对策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从区域上来讲，“普惠金融”战略实现的关键区域在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尝试走出一条新的“不同以往”的改革道路，在广大农村地区开设许多所谓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专门服务“三农”，截至2014 年底，全国共有村镇银行1153家，小额贷款公司8791 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 家。而政府这种“外生”的植入式的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最终仅仅是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数量、创新农村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业务或产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丰富农村金融信贷抵质押物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农业、农户贷款的难题，但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融资问题。原因就在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其余两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外生性的，而完全内生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其成立、运作都收到诸多限制，导致到2014 年底进行正规登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只有49 家。政府这种“外生”的植入式的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效果不如人意，很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目标偏移，导致其偏离政府设立这类机构的初衷(周孟亮，2010;杨娴婷，2012;孙良顺，2014;陈蓉，2014)，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现行的所谓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追求的金融服务对象大多是富裕客户、种养专业大户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远离了低端农村客户，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存在较为严重的“离农脱农”和“抽离农村资金”现象。 　　现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供给，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具有非常强的外生性和强制性，而这种带有外生性的、强制性的普惠金融供给从其出现第一天开始就与农村、农户内生性的、诱致性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激烈的矛盾。试想一下，外生性的农村金融供给和内生性的农村金融需求之间怎么能够协调统一?因此，为促进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战略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实现，迫切需要理清我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路径依赖，从现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外生性路径依赖转为内生性路径依赖。本文将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机理，同时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障碍，最后提出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路径。 　　关于什么是内生性金融，张杰(2003)给出定义：内生金融是由客观供求刺激下的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但胡卫东(2011)认为张杰对内生性金融的定义虽然中肯，但有失偏颇，不能完全概括内生性金融的特征，胡卫东将内生性金融定义为：由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所决定和诱致生发的资金融通活动，相反，凡不是由系统内部因素决定或衍生出来的融资活动就称之为外生金融。吴玉宇(2015)结合国内学者关于内生性金融的定义，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多维内生性金融的概念：内生性金融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社会、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决定，由微观经济主体参与，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内生出的金融活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的统称。相反，外生性金融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受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调控，通过强制性制度变革至上而下产生的金融活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的统称。本文认为吴玉宇对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定义结合了上述学者观点的优点，较为全面，故本文采用吴玉宇(2015)对内生性金融的定义。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学者楚尔鸣(2007)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制度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完全是由政府强制主导推行的外生性金融供给，农村金融供给从外生性走向内生性是必然选择。胡卫东(2012)也赞成我国农村金融走内生化的道路，因为内生性金融具有外生性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即熟人的社会信息、社会信任、社会关联优势，而外生性金融之所以不敢或不愿意向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收集困难、抵质押品缺乏等。建议加快我国农村金融内生化进程，同时外生性金融机构与内生性金融组织在资金、人员和组织机构上的协作。胡卫东(2013)发现我国在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时存在生搬硬套现象，而且由于忽略和偏离农村金融的内生性需求，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一系列误区：如农村金融的超前商业化趋势、小额信贷的使命漂移等，建议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加强我国农村金融的内生化，最终形成高效的农村金融造血机制。周治富(2014)从政府转变职能的角度来研究政府在农村金融内生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认为由于内生性金融具有高度的契约密集性，金融全力的可自由让渡和交换程度对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组织内生化发展现状 　　本文采用吴玉宇(2015)关于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定义。农村发展内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