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西方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孝道文化传承的影响.docVIP

探究西方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孝道文化传承的影响 　　“21世纪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时代，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将伴随21世纪始终。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举国关注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问题。我国传统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以几千年的孝道文化为运行逻辑而延续和发展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又从形式上借鉴西方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经验，同步建立起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中仍存在包括老年人照护保险立法、全民健康保险法、老年救助法和养老金监管法等基本法律的缺位以及其他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孝道的自然逻辑和现代工业化逻辑正在发生着共时性的冲突，让长期崇尚“宗法”与“孝道”的国人陷入一种道德与法治的“囚徒困境”。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变迁、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重大变化的转型时期，这一社会发展与转型现状与西方过去社会发展与转型历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就为我国跳出传统孝道与现代养老保障的制度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契机。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也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完善我国现代化养老保障法律制度过程中，积极借鉴国外成熟和先进经验，立足于包括孝道文化在内的本国文化积淀和实际国情，建立、健全我国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一、我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本质与二重性解读 　　我国传统的养老制度模式是以“宗法”和“孝道”文化为核心价值理念而建构起来的。现行《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中所规定的赡养、监护和照顾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主要局限于对传统的家庭、家族功能承载的调整与规范，从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几千年以来的以孝道文化为表征的养老制度范式，与西方现代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仍存有较大的差距，并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现代法治体系的终极完善。因此，科学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必须首先对我国的“孝道文化”这种支撑传统养老保障制度核心价值的本质予以深入透视，才能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经验基础上，建构起符合我国实际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一)孝道以人类繁衍为初始义、以宗法制度为价值范式 　　孝道文化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已沉淀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孝也成为中华文化百善之首、众德之本、人伦之始的代名词。纵观我国“孝”文化产生和发展历史，在经历了肯定与推崇、否定与反否定的社会洗礼后，其有关家庭伦理、爱国忠贞和社会互助等核心理念仍然闪烁着璀璨的人性之光。 　　在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古希腊，人们生活在多岛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中，海上贸易形成的流动性生活方式有力冲击了蒙昧时代的血缘关系，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由于黄土地适宜耕种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的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之尚无法理解包括生殖、死亡和各种自然现象时，唯有心存恐惧和敬畏，因此，人的生命由祖先赋予并控制的信条成为当时人类的命运圭皋，以祭祀祖先为重要仪式的敬祖、孝祖甚至追孝等行为慢慢形成一种十分重要的传统文化，且通过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人们可以“增强血缘观念，确定辈分关系，巩固血缘内部团结”，这既适应了人类抵御自然风险、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在代际间形成哺乳与反哺的良性循环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体竞争和自我生存实力不断巩固和强大的发展要求。《周易middot;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种以繁衍生命、传宗接代为初始认识的理念自然成了孝道的初始本质要求。 　　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是宗法礼教制度形成的根本基础，而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人伦根基和哲学信条的儒家思想迎合了家族制国家治理的需要，“孝顺父母的人就是忠诚的人，尽孝父母就是忠诚于君主的基础”，“忠孝相通”“家国同构”思想的形成，更加强化了这种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文化和伦理制度。这种伦理范式要求人们加强自身尊老爱幼、忠君爱国的人际道德修养，经过历史的洗礼和沉淀，它已成为中华民族获得礼仪之邦美誉的核心动因。显然，孝道是人们为寻找社会保障和自身可持续发展而自然形成的暗合功利主义价值理念的双向行为模式准则，晚辈赡养老年人的代际互助或家庭养老模式制度也因此成为传统社会中人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应有之义。 　　(二)孝道文化的二重性再认识 　　孝道文化从人伦教条到宗法制度的演变，不仅有利于社会家庭的和谐共处，而且也适应了各朝各代政治统治的实际需要，孝道也成为“以孝治天下”的工具。肖群忠在《中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