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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间”与“哲学时间”及“社会时间”关系论析 　　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范畴标志着20世纪西方学术界历史研究理论的新出路。其诞生的背景是：在经历了19世纪以兰克、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发展高峰之后，时至20世纪，这种曾被视为无可超越的历史研究模式却被学界普遍当作“形而上的宏大叙事”而加以批判，这造成了“历史研究向何处去”的理论困境。在这种境遇中，布罗代尔及其所属的“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新兴学派，一方面延续了西方历史研究的传统脉络，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这种传统的理论创新。布罗代尔理论的核心是其“历史时间”范畴。本文欲对此进行剖析。 　　一、“历史时间”与“哲学时间” 　　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中写道：“重视主观方面并深入时间范畴内部的哲学家从不意识到历史时间的分量，而历史时间却是具体的、普遍存在的时间，是以同等身份周游列国和把相同桎梏强加各国的时间。”这种时间观揭示了“历史时间”与“哲学时间”的质底差异。 　　在一般意义上，19世纪的历史研究重心是“历史哲学”，因此，历史研究的“时间”概念也主要为“哲学时间”。近代最为知名的“哲学时间”观来自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如是描述时间范畴：“a)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附属于物的客观规定，因而不是抽掉物的直观的一切主观条件仍然还会留存下来的东西。……b)时间不过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即我们自己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c)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由此可见，在康德的“时间”观中，时间是与人的主观性向度密切相联的，而这也正是康德自诩的“哲学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具体体现，即不是“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而是“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根据这种思趣，“时间”是人认识事物的主观先天形式，而人通过这种形式把握世界才有了人的经验。然而，康德虽然强调时间的“主观先天形式”，却认为这种形式并不是任何个体主观设定的，而是相对于全体人类的“主观先天形式”;正因为全人类都以一致的先天性时间范畴建构人的经验，所以时间范畴“表明了时间的经验性的实在性，即对每次可能给予我们感官的一切对象而言的客观有效性”。由此可见，康德虽然从人的主观性设定“时间”性质，却又借助强调“全体人类的一致性”而偷运了不依赖任向个人而存在的“时间的客观性”义涵。 　　后起的“非理性”哲学家柏格森并不认同康德赋予“哲学时间”观的客观性质。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区分了“空间化的时间”和“真正的时间”。他指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可测量的时间”是对时间的“空间化解读”，例如，在著名的芝诺悖论中，所谓“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逻辑错误就在于：“当芝诺按照乌龟步法的规律来改造阿基里斯的行动时，他恰恰没有顾到这一点：他忘记了只有空间才是可照任何方式分开或重新合拢的，因而他把运动和空间混在一起。”[3](P84)由此可见，芝诺悖论的起因在于其将“空间”与“时间”相混淆，构建了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因而根据空间“可照任何方式分开或重新合拢”的思路，得出了“阿基里斯在时间上追不上乌龟”的结论。这说明：“当我们谈论(空间化)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想着一个纯一的介质;而在这个媒介里，我们的意识被并排置列，如同在空间一样，以便构成一个无连续性的众多体。照这样解释的时间对于我们许许多多心理状态的关系跟强度对于某些心理状态的关系，难道不是同样的吗?即难道时间不是一个记号、一种象征，又绝对跟真正绵延不同吗?”这就是说，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被测量的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即我们按照空间的形式想象出来的时间，这并非时间的本质;而“真正的时间”是一种“绵延”，即“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活下去的时候，当自我不肯把现有状态跟以往状态隔开的时候，我们意识状态的陆续出现就具有纯绵延的形式”。据此，柏格森否定“日常可测量的时间”是真正的时间，而将“真正的时间”归结为人的现实存在之绵延。这实质上是淡化“哲学时间”的客观性而强化其主观性。 　　胡塞尔的“时间”观与柏格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从揭露“日常时间的非本真性”开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首先区分了两种时间，一种是非个人经验的“外部时间”，即自然科学意义上可被测量的“客观时间”，也即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时间”。另一种则是现实个人所经历的主观的“内在时间”。按照现象学“悬搁”的研究方式，客观的“外部时间”并不在现象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因此是“非本真性的时间”。而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主观的“内在时间”，因为“内在时间”范畴标志着现象学的起源，因此，它也可称为“本真性的时间”。胡塞尔通过现象学的“前推式”剖析，将“内在时间”的建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现“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