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与上古家庭伦理的起源和关系.docVIP

《尧典》与上古家庭伦理的起源和关系 　　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历史表述中，都有过对远古“黄金时代”的想象和追忆。在整个传统社会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之前，这种想象和追忆一直影响着人和社会尊奉的政治伦理准则和道德律。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关于“三代”的历史叙述，与对道统和政统的合法性追认一起成为整个古代中国的宏大叙事。而《尚书》作为现今传世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为这种宏大叙事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尤其是《尧典》，由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思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经学家们奉为至高的经典。 　　关于《尧典》的真伪和成书时代一直存在争议。顾领刚先生就认为《尧典》“似乎充满着秦、汉统一区宇的气味”。而刘起钰先生认为《尧典》“肯定是战国时利用一些古代旧材料加以编造的”。并且研究者普遍认为《尧典》的内容是真假杂糅的。但是从公允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很多文献都是由后人根据以前的素材和口耳相传的内容写成的。即如《史记》里而西汉历史的细节也经由生活于那一时代的作者司马迁进行了“文学叙述”。所以，《尧典》尽管有后世修饰制作的痕迹，而在其主要脉络上还是有着原始依据的。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尧典》不仅提供了窥见上古历史和神话的原始片段素材，而且也体现了制作时代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立场上的再生产。所以，《尧典》对于上古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演进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的考究，仍是极其珍贵的材料来源。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家庭伦理在《尧典》中的记载做一简要的文化探究。 　　一、家庭的兴起与氏族社会的没落 　　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形态发展到这样一个复杂阶段:父系氏族已经取代了母系氏族，由此带来的是稳定的婚姻制度的确立。人们不再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界限模糊的群居共同体的方式延续氏族，而是以父系制度化发展出具有更为明确的血缘和产权关系的家庭共同体。父系制度催生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而财产的保障必然要求明晰的血缘传承。所以，在人类早期社会的研究中，家庭的产生成为私有财产起源的标志，也成为判断早期人类社会成熟程度的坐标系。《尧典》所勾勒的社会形态正是父系制度存在和发展的见证，如其中记载了父子和父女的关系:尧任用官职时关于丹朱的处理以及尧嫁二女的问题。此外，对舜的家庭的考察，可以证实《尧典》所记录的原始社会晚期，家庭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于家庭内部成员的道德审视也已经有了伦理内涵的观念。 　　另外，虽然在《尧典》中没有记录，但是作为旁证，在尧、舜、禹的时代，婚姻制度已经逐渐发展到了一夫一妻制阶段。尧有四妻，舜有两妻，而禹只有一妻。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为了更牢固地控制经济和政治资源，逐渐以一夫一妻制家庭取代对偶制家庭，乃至到了商周时期，演变成由妾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而《尧典》中所记录的禹的家庭即是非常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而婚姻制度的变化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局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从家庭演进的角度可以准确地理解《尧典》所勾勒的原始社会氏族传统的没落和一种新形态社会关系的兴起 　　由于家庭的建立，私有财产的出现，原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民主的政治氛围开始受到破坏。首先是氏族经济共同体正在受到新兴家庭经济的有力冲击。“家庭的最终形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作为经济集体的氏族被完全是另一类型的生产联合体--由家庭组成的联合体所代替。”这一经济发展结果自然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和家庭伦理观念的加强。在《尧典》所记录的由尧召开的部落联盟会议上，“四岳”中的放齐推荐了尧的儿子，虽然尧并没采纳，但是从这一记录至少可以读出两种信息:其一是家庭血缘的亲属观念在权力分配中得到了重视和考虑;其二是放齐的建议很可能是某种谄媚之举，这反映了尧作为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地位渐渐攀升。尧在这次会议中对“四岳”的建议既有拒绝也有顺从，一拒一顺之间，民主议事的背后，权力较量的游戏也在悄然发生。这一推断基本上可以由《尧典》中对舜的记录得到证实，及至舜主政的时期，“四岳”的意见已然淡出舜的权力意志之外，舜划定疆域、制定刑法、流放所谓的“四凶”，几乎是专断独行，权力的强化与尧主政时期已截然不同。由《尧典》所记录的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氏族制度正在朝着君主集权的方向转化。当然，用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来议论政治得失是一种现代的思想，并不足以解释遥远历史的真实状况。上古社会领袖权力的集中(仍然在“公”的层面而非“私”的层面)事实上为更大范围的人类共同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种人类共同体最终将发展成为国家。 　　二、家庭伦理的确立和政治化 　　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家庭共同体从氏族共同体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原始社会以后最主流的社会基本组织，也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原细胞。伴随着家庭共同体在经济上的独立，私有财产产生于家庭，并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