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论》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docVIP

《摹仿论》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 德国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中译本在 201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译本，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虽然本书在 2003 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但是由于著作本身的难度、涉及文体学问题的深度，特别是中文学界对源于德国的语文学如何在“二战”后转战美国影响了比较文学的学术史缺乏了解和重视，因此自首个中译本出版十余年来，仅有有限的几篇文章对它进行过批评与阐释。 一、被反复引用的“后记” 《摹仿论》的副标题叫做“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开篇从奥德修斯的伤疤说起，到最后一章论及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作者用二十章的篇幅，并不系统的方式讨论了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观念，特别是文体分用与文体混用原则的变迁。该书虽则立论宏阔、语文学根基深厚，但也并非无可挑剔。例如，它是由片段的细读构成的，缺乏总体理论和框架；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过于“前景化”（foregrounding）--不是依据其文本本身，而是从后来的《圣经》进行定位和分析的。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奥尔巴赫也承认《摹仿论》的结构上存在空白，从公元 600 年一直跳跃到 1100 年（Auerbach 65）。尽管如此，《摹仿论》在西方古典及罗曼语语文学领域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它真正焕发的“生命光彩”远远超出了古典学领域。 本书开篇是荷马史诗，接着谈到《圣经·旧约》的叙述，奥尔巴赫以此代表欧洲文化以文学形式对现实进行再现的两种基本类型：一个着墨均匀、一目了然，发生的一切均在幕前，但在历史发展和人类问题上有局限；而《圣经》代表的则突出重点、部分表述、未完全表达的东西强烈、后景化、历史与上帝纠缠不清的关系使得每个零散不明的叙述都与世界史及其诠释构成整体（奥尔巴赫 28）。这样的开篇叙述严格遵循着西方文学的“两希”传统，没有越雷池一步。正因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摹仿论》因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被左翼学者大加挞伐。恰在此时，“是萨义德拯救了它，将它赋予了更为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权威和世界文学范本的地位”（Lindenberger 209）。 二、萨义德与奥尔巴赫 萨义德的论述是站在欧洲之外看欧洲。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发现了奥尔巴赫的价值：奥尔巴赫站在过去被欧洲视为“他者”的土耳其来论述欧洲。这一形式隐喻了批评意识与它的客体--西方文学--的关系。因此，“《摹仿论》本身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只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肯定，它也是建立在对这个传统的巨大疏离之上的作品……是一部基于同这种文化隔着痛苦距离之上的作品”（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8）。1993 年，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谈到“帝国与世俗的解释”时又多次征引奥尔巴赫，并且主要阐述的是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学术史。那么到底语文学家奥尔巴赫这部探讨“西方文学的现实再现”的著作又是如何与比较文学发生联系的呢？ 三、从心智史、语文学到比较文学 1953 年，已在美国的奥尔巴赫回应批评文章时说：“《摹仿论》源自德国的心智史和语文学的主体和方法；与其他任何传统相比，只有在德国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传统中，它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20 世纪早期的欧洲古典语文学主要继承的是源于浪漫派学者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最终为伽达默尔发扬光大的德国阐释学传统。斯皮策曾在《语言与文学史》导言中谈到德国语文学在近代取得伟大成就的哲学继承及其对于精神领域的根本意义。他梳理说：语言学或语文学所注意到的词的细节，最终应进入到艺术家灵魂中存在的创造原则中，最终检验出人文学者尝试建构的“内在形式”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循环狄尔泰称之为“理解的循环”，他继承的是施莱尔马赫发现的“细节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被理解，而对细节的任何解释先定了对整体的理解”；在此之后伽达默尔称之为“阐释循环” “语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作者逃离欧洲、辗转土耳其到美国劫后余生之作。奥尔巴赫提请读者注意，世界文学应该基于多元文化相安无事的设想，但是很遗憾，强势的欧洲文化同一化进程在二战后仍在继续，导致“人类生活的标准化”，即使在欧洲文化内部，原有的各民族文化的价值也在均等化，因此“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又被毁坏了”。他接着分析说，源自歌德的世界文学得益于历史人文主义，它包含物质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当然也包含奥尔巴赫所说的语文学），它描绘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和政治学，最终形成“固定的目的论和普遍认同的秩序概念”，因为语文学促成了“人类内在的历史书写--因此创造了在多重性中达到统一的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