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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患和谐思想浅述 　　医患和谐是医学和医患人伦关系的本质要求。基于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和“熟人社会”的社会格局，深受儒家“仁学”经典思想的影响，在“父权主义”医患关系模式中，中国古代的医患和谐思想散见于中国传统医德思想之中，主要体现在强调医生自身道德修养、自我规范以及医生对患者的责任义务等方面。梳理和探析这些思想，有助于当代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构建。 　　一、人命至重，济世活人:医患和谐的最高准则 　　尊重生命和保护生命是一条至上原则，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始终是人类终极追求的至善目标。 　　1.医者应做到对患者生命的尊重和珍爱。医学作为一门充满人性的至仁科学，“救人生命”、“济世活人”同样成为医德思想的核心所在，医患和谐的最高准则。《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邀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晋代医学大家王叔和在恤经》序中写道:“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宋朝林通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c+省心灵·论医》)。金代刘完素指出:“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太平圣惠方卷第一》中则写道:“道符济国，志在救人也”。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也说:“医道，古称仙道，原为活人”;“医者，生人之术也”。这实际说明了医生对患者生命尊重、珍爱和医患和谐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落实到从医实践中，就是要求医生必须做到“济世活人，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和“以患为本，人命至重”。 　　2.病家的惜生之道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共生。在诊疗过程中，患者与医生合作的自觉程度也是医患和谐的关键所在，患者“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的情志配合乃至道德修养，理应成为病家应有的生命态度。否则，就可能像扁鹊所指出的“轻身重财”那样以致疾病难治。所以，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恳切地对病家说:“勿惜费，惜之何谓，请问君家，命财孰贵?可见，病家的惜生之道，自然有利于疾病治愈的配合促进和医患关系的和谐共生。 　　二、医者慈仁，患不猜鄙:医患和谐的内在要求 　　关于医患关系，宋代寇宗爽在侧草衍义》中曾语重心长地说:“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悦)耳。，可见，医者慈仁，患不猜鄙是医患和谐的内在要求。 　　.基于慈仁、爱人的“仁”是从医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中国自古就有“儒医同道”之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成为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追求。历代多有文士跻身医道，以致有“儒医”之称。早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了“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等千古佳话。《黄帝内经》即把医学作为普渡众生的美好愿望，其《灵枢·师褂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南齐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更是明确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清代潘揖引陆宣公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可见，基于慈仁、爱人的“仁”实际上就是儒医的精神实质，从医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 　　2.古代医家也格外重视患者对医生的态度。在就医过程中患者对医生是否信任直接影响到诊治的效果。扁鹊就曾提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同样指出:“九莫信邪，信之则差，异端进语，惑乱人家”。针对患者是否如实相告病情，苏轼也曾首先指出:“士大夫多秘其所患而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则巧饰掩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则曰:是固难治也。”(《东坡全集》卷七十《求医诊脉》)。换言之，患者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理共同体。至亲之想，普同一等就是对“人之为人”的“人”的尊重，体现为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平等意蕴，是医患和谐的基本前提。 　　1.中国古代医者普同一等的思维模式。在儒家“仁学”经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医家在“施仁爱”、“行仁术”的诊疗过程中，常常倾向于“急病人之所急”的“推己及人”思维模式，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