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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陪都留守制度的酝酿与确立 　　陪都留守官制的发展需要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东汉陪都留守名称的出现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发生期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后，陪都留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就成为了新的主题。这个主题的高潮出现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 　　一、南北朝时期陪都留守官的出现 　　在西周出现陪都留守现象以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近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国古代留守制和陪都制都有所发育、发展，陪都留守制也开始在南北朝时期酝酿新的突破。其突出表现是继出现“留守”一词之后，“留守官”一词也开始出现，并出现了陪都留守官制的雏形。 　　“留守官”一词开始出现于北魏，但是这个阶段也只是“留守”与“官”的简单结合，尚没有形成制度与体系。《魏书》卷二十二载：北魏孝文帝欲迁都洛阳之时，“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二载：北魏孝文帝欲变北俗，曾对任城王澄曰：“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后召见群臣要求尽快改变旧的习俗，“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二亦记载类似的情景：“戊戌，魏主至洛阳，过李冲冢。时卧疾，望之而泣;见留守官，语及冲，辄流涕。” 　　北朝典籍中多次出现留守京师、旧都、东都、陪都等史实。特别是北齐出现了更为明确的留守陪都的记载，即在陪都晋阳设置留守。晋阳是我国古代北部边防重镇，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曾多次成为陪都。留守晋阳既有军事意义，也有维持陪都稳定、帮助皇帝处理事务、稳固后方之意。北齐高祖高欢对于选择留守者的条件作了阐释：顾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首先要在亲戚宗室之中选择智勇兼备的人来充当留守，以确保晋阳的安全与稳定。段韶为高欢妻侄，是高祖之心腹。武定五年春，高祖崩于陪都晋阳，其子高澄继位，由于侯景构乱，“世宗还邺，韶留守晋阳”。段韶以留守之功封长乐郡公，得世宗信任，后世宗征颍川，韶留镇晋阳。“留守晋阳”这段史实，表明陪都留守开始进入到“有名有实”阶段。虽然“留守”还是作为动词使用，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官名，但此时的留守开始具有留守地点、留守目的、留守者官职以及职掌等要素。 　　留守制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明确任留守者须位高德显，任职也更加隆重，常持节担任。如，《北史》卷十五载：“丕与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拓跋丕以太尉之职任留守。拓跋羽是文帝之弟，宗室子弟，加以持节以任留守。孝文帝诏见丕、羽时说道：“太尉年尊德重，位总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断。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节，赏罚在手。” 　　留守京师或者陪都，其职掌亦开始较为明确。首先是偏重于都城本身的事务，如维护都城稳定安全、代天子处理政务等。同时，开始主持祭祀事务，承担礼制方面的内容，但此内容仅限于太子担任留守之时。如北魏时期元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立为太子，迁都洛阳后，“高祖每岁征幸，恂常留守，主执庙祀”。 　　北周时，新建陪都洛阳，称东京。“后周置东京六府、洛州总管”。因“移相州六府于洛阳”，并称为“东京六府”，由东京天官府长官东京小冢宰掌东京六府之事。此外，陪都机构具有相当大的权力，除六府之外，“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由上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陪都官制的发展初期，出现了陪都留守，尽管还不是常设性官职名称，但已经具有留守者官职、职掌、留守地点、留守目的等要素。北周出现了专门管理陪都的机构--东京六府。陪都留守官制正在建立之中，并逐渐走向完备。 　　二、隋代之东都留守 　　隋代以洛阳为东都，属两京制陪都，地位显要，东都留守就更加郑重其事，出现了具有常任(非临时性)意义的陪都留守。隋炀帝即位后，兴建了东都洛阳，多以代王杨侑为京师留守，以越王杨侗为东都留守。《隋书》卷五十九载：“越王侗字仁谨，美姿仪，性宽厚。……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东都。杨玄感作乱之际，与民部尚书樊子盖拒之。及玄感平，朝于高阳，拜高阳太守。俄以本官复留守东都。”越王杨侗是隋炀帝杨昭之子，在皇帝出巡期间，多次以太守之职留守东都洛阳。此时的东都留守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临时性职任，皇帝会派其他官员辅佐之，其陪都留守官制体系初见雏形。隋炀帝大业九年戊寅，帝幸辽东，“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越王侗留守东都”。“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东都……俄以本官留守东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复令侗与金紫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摄户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等总留台事”。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为掌议论之官，太府卿主管金帛财帑，户部尚书主管人口、土地、赋役，右武卫将军从三品，是隋朝十六卫中的一卫。从军事、赋税、官制、财政等方面辅佐留守治理都城，也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