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平之战坑杀降卒论军事规律的蜕变.docVIP

从长平之战坑杀降卒论军事规律的蜕变 从公元前262 年起，前后耗时三年的长平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此场战争，发生于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秦赵两国，秦国上将军白起率军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获得全歼赵军主力40 余万人的决定性胜利，确定了秦国军事实力已经无敌于天下的强权地位，极大地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被后人认为是战国形势的转折点。然而，自古以来，秦军坑杀赵军40 万降卒的事件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抨击秦军残忍者有之，认为秦军此举合理者有之，今天我们仅从古代军事规律蜕变的角度再做点讨论。 　　战争，从来就是血腥而又残酷的，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然而在中国早期的战场上，除了铁血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为数不少的比较温和的、体现出“仁”和“义”的一面，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杀厉、不禽二毛，不犯田稼等等，可称之为“贵族战争”。在早期兵家所留下的兵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这里所谓的早期兵家，从时间上来划分，应当指的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兵家。中国最古老的兵书应该产生于周代，据史载可知有《军志》《军政》等，可惜今已不存。流传至今的最早兵书当为《司马法》，据《史记》记载，《司马法》成书于战国时的齐国威王时期，但它之中却有威王使大夫所追论的《古司马法》，并附有春秋时齐国的大将军司马穰苴的兵法，它是西周时期所确立的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即所谓的“军礼”。 　　《司马法》所代表的早期兵家的确是以讲求“仁”和“义”作为兴师用兵的出发点和所追求的目标的，这是中国兵学文化最早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贵族战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至于后来出现的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以讲求“谋略”、“诡诈”为特点的兵法，则代表着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成熟与高峰，同时也标志着贵族战争的终结和军事规律的蜕变。我们先来看看《司马法》是怎样体现“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原则的。 　　关于战争的目的，《司马法》用最为简洁的“兴甲兵以讨不义”作为总的概括，具体是：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内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司马法·仁本》)《周礼·夏官》论大司马之职掌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周礼·夏官》的这段文字与《司马法》基本一致，个别处如《司马法》“凭弱犯寡”之“凭”，《周礼》作“冯”，贾公彦《疏》曰：“凭，冯之俗体。”《司马法》之“禽兽行”《周礼》作“鸟兽行”。九伐之法中的眚、伐、坛、削、侵、正、残、杜、灭，分别指不同等级的军事活动。眚，即“省”之假借，瘦也。诸侯若有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行为，则瘦其地，即四面削其地。伐，古代鸣钟鼓以声其过曰伐，《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贾公彦《疏》：“专杀贤大夫以害民，皆是暴虐之事，故声罪以伐之也。”可见“伐”是等级较高的堂堂正正、大张旗鼓的师旅征讨活动。坛，段玉裁读为“墠”(shan)，指野土空墠之地， 诸侯若有对内杀贤大夫以害民，对外欺凌弱小之行为，则出其君于空野之地幽禁之。削，削地，田地荒芜不治，民众散而不附，可见君政不善，则削其地。侵，古代兵加其境，用兵浅者谓之侵，诸侯依恃险要坚固的地势而不服事天子，则侵其地，以示警告，此为等级较低的军事活动。正，执而治其罪，随意诛杀宗族则治其罪而杀之。残，戕也，杀也，臣杀君曰弑，为臣者有放逐或杀其国君的行为则杀之。杜，杜塞以使不得与邻国交往，违反天子之命而又不循政法则杜绝之。灭，诛灭，悖人伦，外内无异于禽兽，则诛灭其君。 《司马法》：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司马法·仁本》) 春不东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师，所以省战。(《司马法》佚文) 　　 　　所谓不违时”，即不违背农时。“不历民病”，即不在国家民众遇到疾疫流行时举兵。“冬夏不兴师”，不在大寒大暑时举兵。“不加丧”，古军礼以乘人有丧事而加兵为非，在此我们虽举不出更早的事例，但仍可在《左传》中得以窥见，僖公二十三年，秦乘晋文公新丧灭晋之同姓小国滑，先轸即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所谓“无礼”，即指秦不依礼制行事。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这种伐丧的例子在《左传》中多见，然仍有例外，《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楚将出兵侵伐陈国，得知陈国国君死了，乃罢兵而止。“不因凶”，不利用敌国的饥荒年景，《左传》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