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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与“学术”的双重变奏论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80年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论述，80年来大致存在着两种研究取向:一是从此次论战中十分显见的革命话语和政治背景出发，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众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的论争，过多地强调和阐释论战的政治和革命意义;二是将论战放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分析论战发生的“学术渊源”与“学术背景”、体现出的精神，梳理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三四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研究体系形成与完善等方面的促进作用。由此，他们探讨更多的是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着重论战背后本身所包含的学术意义。同时，这两种研究取向在时间上大抵体现出前后相继的关系，并且与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主导下的史学主流话语与研究范式密切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史学从原来的革命话语指导下的简单政治叙述，开始逐渐调整发展到研究视野日益多元，力图还原研究对象丰富立体的历史面相的可贵进步。 　　一、“革命意义”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 　　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较为详细全面的研究是比较早的，在1935年论战尚未完全结束时，郭湛波著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时改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戚已列出章节进行论述了;1937年7月，何干之先生出版专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门对论战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评述。在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中，作者其实并没有从政治革命话语的角度对论战进行分析，而是或将其视为“用新的眼光，方法来研究，探讨中国的社会史、经济史”而产生的思想论战，①或基本认定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初步运用时的内部之争，只不过由于“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的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更可惜的是论争的态度不好，有些参战的人，不一定热心的去探求学领地。① 　　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陈其泰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重要的“革命”意义，“正是这部将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高度结合起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跳动着时代脉搏的著作，给了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给了散布取消主义和唯心主义谬论的人以有力的回击。 　　二、对“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的纠正 　　或许随着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史学研究视野从单一的政治因素考察而变得日益多元，人们逐渐对此前相当长时期内出现的“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现象感到不满。自然地，有些学者就认为，过去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过多的政治划分和“革命意义”阐释，就是“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叙述中国社会史论战时，他们强调对原有的“革命”定位进行“再认识”他们承续民国时期对论战的早期评价，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一场论战，同时开始淡化过度附加在郭沫若等所谓“新思潮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的“革命”意义。其目的均旨在对“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进行纠正。 　　王学典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内容”与“学术内容”两个区间，在学术研究中，也理应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单元。因此，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论战各方都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据，有些人虽然在研究中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学术研究中又以唯物史观为治史依据。③这一认识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比如具体到中国社会史论战，我们可以看到，各方无论被划入哪一政治派别，其实他们都奉唯物史观为圭皋，采用的都是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当时的学者就观察到，“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斗争”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④ 　　所以，现在许多学者重新将中国社会史论战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建立过程中的一次唯物史观派内部的论争，肯定所有论战者呢管政治主张会不同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建国后的古史分期讨论中持“汉魏之际封建说”的何兹全，就认为自己的古史观是受到了陶希圣的学术熏染，“北大四年，予我影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兹全有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辩证唯物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点辩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⑤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杨联隆早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