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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建设性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命题。这些命题旨在对古典中国的特质进行概括和描述，进而形成了与西方文学传统相异的学术脉络，由此确立了所谓“中国性”之特质。这些命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抒情传统和非虚构传统，它们体现了汉学界对中国文学之整体性进行描述以与西方世界相区分的尝试。首先，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建构，并在此一过程中彰显中国文学艺术之美典价值，以及古代之知识结构和知识呈现方式。其中，探讨概念之“物”如何进入文学艺术的文本，成为了中国抒情传统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基本理论是，中国的律诗、书法、音乐、绘画的共同性在于对人与物两元关系的消解，体现了物我一体的意境。外在风物与内在情志处于相互感召的状态，此一状态之下，“物”与耳目发生直接的关系，并进而与心志交汇，最终形诸于文学艺术文本。 　　在1950年代的台湾，软调、抒情、保守，同时又继承中国传统审美品味的文化在大众与官方体制之间的妥协中产生，这种软调、抒情的文学品味虽然不一定符合当时的文艺政策要求，但是由于标举中国传统品味，并且抒情与保守的特质使得这种文学品味免于官方审查的困扰而日渐发展。这种标举中国传统、宣扬正面价值的诉求慢慢陶铸了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化体系，同时与怀乡怀旧、软调抒情的文学品味相与唱和，甚而直到1980年代后期尚有影响。由台湾而往海外的学者陈世骧率先提出了所谓“中国抒情传统”，认为中国一切艺术之特质在于其抒情性，中国抒情传统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心与物的关系。其后，高友工、孙康宜、吕正惠和郑毓瑜诸人都试图从此一概括入手，探讨中国文学艺术之特质，甚至将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概念用于论述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心如何感应物、物如何呈现于诗，这一问题还涉及到思维方式层面，李约瑟曾将中国思维的这种特殊性称为“关联式思考”。受此启发，台湾学者郑毓瑜《引譬连类: 文学研究的关键词》集中关注物在文学艺术中的呈现方式，亦是在陈世骧、高友工先生所命名的抒情传统脉络里阐释中国诗学。作者尤其强调“引譬连类”是总括自先秦逐步发展而来的一套生活知识，或者说是已成共识的理解框架。这种“类应”的模式，经由口耳相传或著述承递，已经成为习知的“知识结构”，它规约了我们对世界理解的可能性限度。 　　中国抒情传统试图透过心与物的关系找到两者的弥合之处，其论述框架仍秉承着一元论宇宙观。宇宙是有机的，心与物之间发生着同情的共鸣，言与物之间亦是同构关系。 　　其次是对“非虚构传统”的建构。“非虚构传统”是宇文所安倾力最久的一个文学概念。从写于1985年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到写于1992年的《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他一直试图将这一概念系统化和实证化。宇文所安此一概念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如费维廉、余宝琳和欧阳桢等汉学家，也阐发了此一问题。在1990年代之前，西方汉学界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是非虚构的，其陈述是相关真实的。宇文所安通过与西方文学的比较，认为中国文学存在着一个“非虚构传统”。早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中，宇文所安就认为: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假定为非虚构的: 它的表述被当作绝对真实。意义不是通过文本词语指向另一种事物的隐喻活动来揭示。相反，经验世界呈现意义给诗人，诗作使世界中的事件得以显现。”中国文学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真实记录，中国文学的这种内在经验论与西方文学的虚构观念相比，显然是另外一个思路。他也试图在此一理论预设之下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在对《文赋》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具体演绎: 首先是关于“作”的分析，宇文所安认为汉语中的“作”与西方的“Poiecirc;ses”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从未来获得彻底的虚构之意。自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人开始拿上帝创造世界的模式来比拟诗歌创作，认为诗歌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传统所说的“作”与“Poiecirc;ses”无法等量齐观。其次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诗法问题。西方诗学始于希腊的“technecirc;”观念，也就是生产系统意义上的“art”，有了生产系统，东西才能制作出来。中国文论中也有一些文体接近西方的“技法”。宇文所安认为:“陆机的《文赋》和大多数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在理论前提上与西方诗学的技法有明显差别，传统中国文论描述创作的实现过程，而非制作者和制作物的关系; 而且也没有西方文论那种对组成部分的分析。”基于中西诗歌作者和作品的不同关系，宇文所安确定了中国诗歌的“非虚构传统”。 　　除宇文所安外，余宝琳、欧阳桢等汉学家也阐发了非虚构诗学的涵意。中国哲学基础是一元宇宙论，不存在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中国诗论并不认为诗歌是通过摹仿和虚构制作出来的。“非虚构传统”表述显示了汉学界的中西二分法。西方汉学界存在着一些最为基本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