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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研究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对中西史学的交流和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傅斯年去世后，与其亦师亦友的胡适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短短百余字，竟有14个“最”字，可见，胡适对傅斯年评价之高。同时，以胡适之名望，对傅斯年作如此之评价，亦可从侧面反映傅斯年影响之大。 　　傅斯年一生涉猎甚多，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因此，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热点。近些年来，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梳理。本文拟就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从史学思想的来源、内容和评价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来源 　　史学思想的来源，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其实，一个学者的思想来源，大可从该学者本人的求学过程中理出线索。傅斯年的求学经历，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家乡求学阶段(1901-1908年)、京津求学阶段(1909-1919年)和英德留学阶段(1919-1926年)。“第一阶段，在家乡他读的是中国古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阶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适传播的美国的西方文化)。第三阶段在欧洲英德时期才真正接触了西方文化。因此，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的形成，既是对传统史学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和吸收，可以说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在传统史学方面，傅斯年显然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思想，这点在学界并无争议。但是，在傅斯年接受的具体西方史学思想方面，学界还存有分歧。由于傅斯年自己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川，也因为其学术实践中也处处有朗克学派观点的痕迹，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受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较大，如何兹全就指出，“史学方面他受到史学名家一代大师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影响”，并认为“傅斯年的史学受兰克很大影响”。 　　张广智也认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西学支撑是兰克史学。但一直以来，也有学者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兰克史学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如卞修全早在1998年就曾撰文指出，傅斯年事实上是对兰克史学的曲解，并结合当时国内外的背景以及傅斯年本人的生活实际阐明了曲解的具体原因。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探讨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西方来源时，除给予兰克史学以必要关注外，对西方其他的史学思想也不容忽视。葛志毅曾指出，“傅氏的史学思想来源是多元的，其所受西方影响也不仅限于兰克，这点多为人所忽略……傅氏所受兰克的影响，只限于实证主义的一面。兰克之外，他也应受到过批判兰克史学的所谓新史学派的观点影响。川岳玉玺认为，“傅斯年并不是盲从兰克史学而不越其雷池半步的，恰恰相反，对于修正与批判兰克的那些意见，他也是择优而从的”。I}]例如，傅斯年对进化论思想和批判兰克史学思想的兰普雷希特某些观点的吸收。罗玉明、董丽霞指出，兰克学派史学思想无疑对傅斯年归国后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主要思想来源。但另外，傅斯年还受到当时盛行的科学史学思想的影响。川王晴佳也认为，傅斯年对实物、考古史料的热衷和对“通史”著述的厌恶，都无法归之于兰克的影响。傅斯年提倡的科学治史，与人文主义和博古主义的传统，亦即“前兰克时代”的西方学术传统，关系要比兰克史学本身更为密切。 　　二、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内容 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1928).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928 ).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1931),《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1931)，《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等文著中，自傅斯年在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其史料学思想进行阐发。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傅斯年的这一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不能做片面化、简单化地理解。 　　狄笙则将傅斯年的史学方法概括为:(一)于宏大处着眼;(二)历史的眼光;(三)假设与求证;(四)疏通;(五)语言学方法。1 141 桑兵认为，“后人批评傅斯年，多从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