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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公司制度构建的伦理审视与批判 　　一、引言 　　现代公司制度是最有效的为股东盈利的制度设计，因此公司被看做是为自然人创造财富的手臂，是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的工具。传统公司各项制度的构建，如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等，无不是为了促进公司的运行效益与效率。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有理论在冲击着公司制度构建的效益至上理论。20 世纪3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多德(E. Merrck Dodd)与伯尔(Adolf. A. Berle)教授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著名论战，使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一个理论命题登上历史舞台，尽管至今其饱受争议，多德教授在1965年指出，“仰传统营利最大化的理论，并不能导致对于如今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否定。在经营判断规则之内，存在着许多可以将公司的资产用于公共福利的机会。”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初衷在于反思公司营利最大化目标的正当性和以效益作为公司制度价值取向的局限性，试图将伦理道德因素引入公司治理等公司制度构建之中，以改善近代以来公司以营利为唯一目标，以牺牲利害关系人利益谋求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说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公司制度构建的效益理念的直接冲击，那么随着公司制度的演化和创新，出现了种种以效益目标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对公司制度效益至上价值理念根基的动摇。比如，我国《公司法》修订后引入的公司僵局司法解散制度，在公司出现经营管理僵局时，通过法院裁判强制解散公司，无疑是对效益价值的背叛，公司积累起来的商业声誉、营销体系和人力资源等都会因公司解散付之东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但由于公司一旦陷入僵局，股东的权利行使将十分困难，而且“在公司僵局状态中，通常存在着一方股东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强制和严重的不公平。”公司司法解散是司法对公司自治的强行干预，这本身并不符合公司自治理念，但其考虑的是为股东尤其是小股东提供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途径，其追求的是效益之外的伦理目标。总之，公司制度构建在效益价值之外引入伦理目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伦理观念在公司制度构建中的作用是什么?公司制度是否本来就具有伦理属性，不过因为某种因素被我们忽视了? 　　二、公司制度自身的伦理属性辨析 　　辨析公司制度的伦理属性，需要先从法律制度与道德的关系这个古老话题入手。在历史上，对于法与道德的关系，曾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种法学理论。以富勒和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富勒认为，法律具有“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其中“内在道德”是指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善恶标准。外在道德要求法律必须具备一般性或普遍性，必须公布于众、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等。另一位自然法学家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一书中指出，法的原则，如“不得不公正的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从“原则”的角度看，法与道德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总之，自然法学派的核心是，道德是法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法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则否认道德和法律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如凯尔森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虽然实证法学派也承认法律与道德存在着事实上的联系，但却不是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其实，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的观点对于理解法与道德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道德在法律制定、解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自然法学派把法在实质上归于道德，忽视了法与道德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的独立品格和至上权威;而实证法学派否认法与道德在本质上的联系，认为恶法亦法的观点，则必然削弱法的价值基础，以至于把法看成机械的规则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道德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初的行为规范，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法的产生源于道德调整人们行为的局限性，法与道德是具有不同特征的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但法存在本身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社会的，如果它不能体现社会的道德价值和追求，就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法的生命力在于其内在的道德价值。传统公司制度理论大多强调公司立法的技术性，但公司制度与道德伦理同样具有内在的联系：第一，公司制度的适用对象决定其必须以经济伦理做为价值基础。第二，公司制度只有与经济、企业伦理取向相吻合，才能获得实际的普遍效力。公司制度旨在建立商业领域企业活动游戏规则，它为公司参与主体规定行为方式，但道德要求正是在这里体现，以符合伦理的方式经营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石。谢舜(2001)认为，这表明企业己经认识到单向度价值取向的经济行为或缺乏价值取向的企业行为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公司制度不能无视企业经营伦理与管理伦理的存在而自行建立一套体系，企业行为的伦理需求决定了符合伦理观念的公司制度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