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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治理视阈下《回疆则例》的立法考察 　　清廷统一回疆后，当地社会治理的侧重点在各个历史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这些治策的演变使清廷对当地的立法内容做出切合实际的调整。本文以《回疆则例》为研究中心，通过考察清代回疆的社会治理与立法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回疆则例》在当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回疆则例》的立法背景 　　清廷在治理回疆的过程中积极立法，并针对旧有法条的相对滞后以及需要适时的立法补充等情况，进行了法律修订。新修《回疆则例》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产生的。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在此确立统治。在征讨回疆的进程中，清军每攻取一城便留兵镇守，随后清廷又分别委派驻扎大臣总辖当地事务，同时保留了回疆原有的伯克制度，并按内地的职官制度对其进行改造，将伯克阶层重置于当地行政体系的构架中。伯克受制于本地的驻扎大臣，在其监督下，遵照清廷的指令，对当地民众进行直接管理。 　　清廷注重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对回疆的管理，不但筛选和完善了回疆的旧有成规，还针对当地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屡集廷议，认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臣工条奏，使之上升为法律。例如乾隆二十四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上奏，提议在阿克苏各城庄对大小伯克划分品级与权限，乾隆皇帝对此表示赞同，并要求“其余各城，俱一体办理”。又如乾隆三十年，清廷平定乌什事变后，采纳了伊犁将军明瑞提出的回疆问题整治条款。 再如乾隆五十九年( 1794) ，清廷认可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保呈奏的有关回疆居民赴卡外贸易的各项规定。类似于上述的法条逐渐增多，因此理藩院于嘉庆十六年( 1811) 纂修《理藩院则例》时，奏请将办理回疆事务的各项规定专门整理成册，以便施行。 该项建议获准后，原修《回疆则例》于嘉庆十九年告成，次年施行。 　　道光八年( 1828) ，清廷平定了张格尔之乱。此次事件对清廷在回疆的统治予以警示。为整顿回疆的社会风气、加强地方管理，清廷于道光十三年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调整，新修《回疆则例》于道光十七年正式颁行。在此次修订中，清廷将整顿吏治、安抚民心、稳定回疆社会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视为重要的立法诉求，并结合回疆的法律环境和制度实践的反馈，对原修《回疆则例》体例结构的合理性和相关内容的实用性进行了完善，以法律手段来调控回疆的社会秩序和民族关系。 　　二、《回疆则例》关于社会治理的立法设计 　　清廷在深化对回疆的社会治理时，将立法作为施政理念的重要表达。因此，新修《回疆则例》中的各项规定与清廷在回疆的治策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1. 关于伯克的任用及待遇的立法 　　新修《回疆则例》中有较多关于加强回疆政治稳定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当地行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管理方面。新法卷一的十三条规定均属于修改条目，它们对各地伯克衙门的设置做出详细的说明，重新确定了回疆三十一种伯克的职能分工( 卷二，第440 ～ 441 页) 。同时，清廷还根据大小伯克的品级、职权以及任用地区的不同，对其推选要求和选拔程序，以及到任要求等做出相应的规定( 卷二，第441、445 页) 。作为治理回疆、维护地方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被封官授爵的民族上层人士享有法律认可的经济和政治优待权。 　　2. 关于规范行政人员行为的立法 　　新修《回疆则例》不但维护了伯克的诸多权益，还对回疆行政官员中出现的苦累民众、激起民愤，最终导致民众反抗的不法行为做出立法回应。如回疆各城的阿奇木伯克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替大小衙门采购日常用品，又将大小衙门中工匠的雇佣费和口粮费摊派给民众; 西四城中的派驻官员令阿奇木伯克替其购买名贵物品等，为制止不法行为，清廷针对回疆行政制度及其实践中出现的缺漏，在新修《回疆则例》的续纂部分制定了相应的禁令( 卷七，第507 页) 。在革除当地职官管理陋习的基础上，清廷为预防一些官吏的不法行为，如霸占粮田灌溉水源、私自差使民众使用耕牛等农具耕垦田地、强占民众的瓜果园、破坏民众的庄稼等，还设置了一些限制性法条，以做好对这类行为的事前控制( 卷六、卷七、卷八，第500、513、521 ～ 522 页) 。清廷允许回疆民众对当地不法官员进行告发。 　　3. 关于民族隔离政策以及边防外交方面的立法 　　清廷在治理回疆时，将维护社会的安定作为一大要务，因此在当地实施了民族隔离政策，以防产生隐患。新修《回疆则例》规定，回疆的汉民和回民不得与当地的维吾尔族妇女通婚( 卷六、卷八，第498、523 页) 。同时，新法要求内地前来回疆的务工人员必须提供印票，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真实情况( 卷八，第523 页) 。还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