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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安藤昌益的国家民族观 　　安藤昌益(1703-1762)的思想观念，典型地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他生值清康熙四十二年，其投值清乾隆二十七年，适逢中国“康乾盛世”。当时，清王朝奉行闭关政策，而日本德川幕府则实行锁国体制，中日两国都仍处于封建专制时代，史称“近世”。安藤昌益出生于秋田县大馆市二井田村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村吏阶层)，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青森县八户市做“盯医”(市井医生)，晚年回到家乡二井田村授徒，并试图进行农政改革，死后葬于该村温泉寺川洲。昌益一生长时间所生活的日本东北地区，一直是日本比较偏僻落后的区域，特别是在锁国体制的江户时代，东北地区要比贸易口岸长崎、工商业城市大阪、皇城京都、幕府首府江户等地闭塞得多。这无疑局限了昌益的视野，限制了昌益对新知识的吸收，昌益的海外地理知识①就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有关昌益世界·民族观的研究并不多见，专门性的研究当数鱼住弘美的《安藤昌益的世界观与日本优越性-通过“万国卷”的分析户犯肠。该论文以昌益的海外知识及其依据的探明为中心，多少触及到了昌益的世界·民族观。本文以昌益的著作作为考察分析的对象②，主要从对昌益的基本原理的分析入手，探明昌益关于世界各国及各国国民性的基本观念。 　　一、昌益的海外知识 　　昌益在《统道真传》·五·“万国卷”中，列举出从日本国到琉球岛的个“国家”，分别对其方位、气行、物产、人品(为人)、语言等进行论述。然后补充道:“唐土山海经书、或万国图解、又日本三才图绘书等，论万国万岛，小人岛、尺高岛、女人岛、腹有穴国、夜国、火国等，附种种名，见图，为品品言”，这里列举了有关书籍及书中所载国名。昌益的这些海外知识，是依据什么得来的呢?他本人列出了《山海经》、《万国图解》、《和汉三才图会》三书。除此之外，村田安穗在《安藤昌益的切支丹知识与南蛮国记事》中，论证了昌益关于南蛮国的知识是依据《南蛮寺物语》、《切支丹宗门来朝实记》等。另外，在鱼住弘美的论文中，将昌益关于个国家的记述与当时的其他地理书进行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 　　1.关于日本国，西川如见著《日本水土考》(享保五年版本)的记述与昌益对该国地理的认知极为相似。 2.在众多地理书中，《和汉三才图会》(寺岛良安著、正德三年版本)的记述与昌益关于东夷国的记述有众多类似点。 3.昌益关于天竺国的知识，依据的是天竺德兵卫的《天竺渡海物语》(正德三年写本)或《天竺物语》(延享四年写本)及《天竺渡天物语》(年代不明、写本)。 4.关于南蛮国，沿袭村田安穗的观点(前出)。 5.关于阿兰陀国，在诸多有可能依据的书籍中，《长崎夜话草》(西川如见著、享保五年版本)可以说是其确切的依据。关于其余国家，鱼住表示其典据难以确定。 　　鱼住弘美的研究，在探明依据方而是有功的，但也存在下列不足和问题: 　　1.把与昌益的记述进行比较的对象限定于“江户时代关于世界地理的资料”是有问题的。要探求昌益的广泛庞杂的知识依据，必须在更广的范围里进行，即必须把江户时代以前的书籍及地理以外的书籍也纳入到视野中来。 　　2.关于汉土国(中国)，鱼住说:“《统道真传》中汉土国的内容不多。可以认为这是昌益把该国作为万国欲恶之本(『统』·「万」)而未放到重要位置的缘故。”虽然通过“万国卷”的分析来研究昌益的国家观是没有问题的，但仅仅因为“万国卷”中内容不多，就得出昌益未把“汉土国”放到重要位置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只要看一下昌益的其他著作，就会发现他到处都在谈论中国。虽然他对中国的态度大都是批判性的，但他在展开自己的论点时无时不在意识着中国。当然，他的确很重视日本国，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轻视中国。而且，就像他在论述琉球岛时所表明的态度那样，“其岛之大小、产物、为人、心术、言语，萨摩之幕下，悉诸人知，故于此不载其委事”(统·五)，即众所周知的事不予详论。可以说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场合。 　　3.忽略了一处昌益关于其知识来源的一段自述，从而失去了一个重要线索。昌益在“万国卷”中论述天竺国的间隙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京人某，长崎商船奉行下役数十年勤之，唐、天竺、阿兰陀三国渡物调吟之，以通者睦于三国者。以阿兰陀人咄(语)察万国，阿兰陀人无不渡于万国也。睦于唐人，闻汉土国事。分亲于舍牟，闻天竺国事行。皆以通许之，委曲书留之。即此下役人，予门人，予按之，令行之，密计渡于三国，日本法度严重而不得渡，有余，比于思虑，不得比，于此书留万国气行、产物、为人、心术、学道、言语，为日本后世贵鉴也，中因于舍牟，书天竺事迹，如右书也。 　　从这段自述不难看出，昌益关于世界万国、特别是关于中国、天竺(印度)、阿兰陀(荷兰)的知识大多来自于其出身京都的一位门人，此人在长崎通商口岸当差数十年，通过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