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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前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形态研究 　　北魏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长期汉人统治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想要在中原建立并巩固、持续政权，它所原有的文化与汉文化势必会产生矛盾，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会逐渐与汉文化融合，这不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 　　一、北魏前期的经济状况 　　长城作为古代中国的军事工程，不仅是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的侵袭，还是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分界线。当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并且深入沙漠，便会在长城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建立许多防卫性的屯垦区，来辅助长城防线，但是当农业社会的力量退回到长城之内，无法控制这些屯垦区时，草原民族的势力便会进驻到这一地区。这些地区，因为处于农业和草原的过渡地带，又时有草原民族势力的进驻，因此逐渐成为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形态。进驻到这一地区的草原民族，渐渐融入这一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农耕，开始半农半牧的生活，在长城之内政治或社会动荡时，就伺机进入长城之内。建立北魏的拓跋氏部族也曾在这些屯垦区停留过很长时间，由游牧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对后来进入长城之内，建立并稳固政权产生很大的影响。 　　拓跋氏在进入这些屯垦区之初，游牧经济仍是主导地位。因为游牧经济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生活资料，也为他们对外扩张提供了战斗力量。依靠游牧经济所积累的战斗力量，拓跋氏战胜了许多其他部落，不仅获得大量牲畜，还有众多人口，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受到屯垦区原有农业基础的影响，拓跋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拓跋氏进入长城后，拓跋址建立了北魏政权，定居平城，但是由于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原有的畜牧业难以发展，因此为了解决生活之需，开始大力发展农耕业。此外，发展农耕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游牧经济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分散性，不适合中原定居的生活。在草原上，游牧民族通常逐水草而居，因此具有流动性，而游牧经济需要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人们不得不分散居住，因此也具有分散性。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相对草原的地广人稀，中原地区人口较多，活动空间也比草原小，而北魏建立政权之初，战争不断，人们必须要聚居来保持战斗力量，来抵御连绵不断的战争，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基于这些原因，北魏的经济状况逐渐从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这为北魏不断汉化，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北魏前期的文化现象 　　虽然拓跋氏部族由游牧经济逐渐转变为农业经济，但这并不代表畜牧业完全被农耕业取代，相反，畜牧业在北魏的社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与当时的军事需要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及社会风俗是密切相关的。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处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铆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 　　这段记载，说明了两种文化饮食方面的差异，王肃是在太和十七年入魏的，“数年后”，应该是指孝文帝迁洛之后，由此可见，尽管经过长期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拓跋氏的饮食习惯仍保持了草原文化的特点，由此上溯到北魏初期，可知北魏初期时，在饮食习惯上草原文化的特点体现得会更加明显。对于中原的饮食方式，拓跋氏进入中原后也曾尝试过，据《魏书》记载，拓跋氏统治者及其后宫女眷，对中原的饮食方式都是非常欣赏的，但仅是欣赏，而日常饮食仍以酪浆和畜肉为主。 　　在衣着方面，草原民族的衣着是以兽皮为主，而中原人却是穿丝绢，在进入中原之前，拓跋氏部族中少有丝绢，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从商贾贸易中获得，二是从农业社会中抢劫而得，三是晋朝的赠给。因此丝绢在当时被视为极其珍贵的物件。在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定居平城后，开始逐渐从事生产丝绢，以满足拓跋氏统治阶级的需求。虽然丝绢比兽皮轻柔舒适，更易洗涤，深得拓跋氏的喜爱，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传统的衣着，如《魏书》记载，长孙篙着“一熊皮郭泥，数十年不易”，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传统，不愿轻易更换，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孝文帝改革，下令国人都着汉服才开始改变。 　　社会习俗上，北魏初期，拓跋氏有狩猎的习俗，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尚武之风。当时狩猎的规模较大，而且较为频繁，基本上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直到文成帝时期，对狩猎开始有所限制，而到孝文帝时期，改革时革除狩猎旧俗，以便推行汉化政策，顺应时代潮流。 　　三、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势 　　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方便统治，孝文帝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即“太和改制”，我们通常称之为“孝文帝改革”，认为完全是孝文帝的功劳，但其实，冯太后在这场改革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太和八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