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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古代史传“虚构”说辨正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叙述已发生的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金圣叹亦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总之，“虚构”性是文学的一大特点(但“文学性”的要求，却并不只在其虚构性，还包含有其他许多内涵。史传的“文学性”，就不是表现在对史事的“虚构”上)，真实则是历史的第一要义，这是历史与文学的根本区别。那么，对于兼具史学和文学双重特性的中国古代史传而言，该如何看待其中的“文学性”?是否可以因此怀疑史传的“实录”原则?史传之作是否容许合情合理的“虚构”或“想象”?对于这些问题，现代学者大体有两种见解: 　　一种认为历史叙事文本不可能完全复现“客观”的历史事件，所有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作者的价值判断、道德关怀、审美个性等主观因素，所以历史文本必定是虚构的。如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就主张历史叙事的本质就是虚构，历史文本就是想象的、虚构的文。 　　一、史家修史坚持的是实录原则，反对虚构、想象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书法不隐”，从来是我国古代史家坚持的基本原则。古代史家修史力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要“不避强御”、“无所阿荣”，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撰写历史。虚构、想象既非他们的主张，更非他们著作之特点。如先秦时期就有齐太史三兄弟不避权贵、前仆后继，舍身实录“崔杆拭其君”，晋之董狐“书法不隐”秉笔直书“赵盾拭其君”等佳话，他们以自身的言行风范，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楷模。代表着中国史传文学最高成就的《史记》，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首先，司马迁撰史极为重视勘辨史料真伪。他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向史事中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访问，广为收集民间传闻，以弥补旧有史料的缺漏，纠正记载中的偏颇。如他曾亲赴魏国都城大梁游历、考察，访问民间父老，了解何以魏国都城城防坚固却被秦攻破的原因:“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内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魏世家》他还查核“夷门”监者侯生传说的疑点和可靠性:“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魏公子列传》)在《刺客列传》中，太史公还毅然舍弃了有关太子丹“天雨粟，马生角”的荒诞之说和荆柯刺伤秦王的不实传闻，而以事件亲历者提供的事实为撰史依据:“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柯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大宛列传》则以张蓦通西域所见，印证《尚书》、《禹本纪》、《山海经》等记载，从而否定了《禹本纪》、《山海经》等的虚妄记载，肯定了《尚书》的可信性:“《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醒泉、瑶池。今自张蓦之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右传况功义疽赴刊贯粒址阴义料，全并小推或荒诞不经的传说则审慎对待或删除不录。如《五帝本纪》“太史公曰”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恫，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对此顾领刚曾评价说:“他一说到上古，就叹一声尚矣，于是接着说，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 　　这种老实承认的态度，试问比了一班儒者自以为万事万物都能明白，虽是文献无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来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实录还体现在太史公不以个人好恶为准，客观记载、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上。如《苏秦列传》纠正了当时对苏秦不公正的历史评价，司马迁认为，苏秦固然是倾危之士，但由于早死，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千方百计低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加之“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人们对苏秦的认识难免有所扭曲。但是“苏秦起间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在《魏世家》中，司马迁则对过誉信陵君的观点予以批驳:“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