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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了党的工作重心。30 多年来，发展经济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在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同样需要重视。近年来，“道德缺失”成为了转型期中国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诸如公交让座纠纷、摔倒老人无人扶助、儿女逃避赡养义务等案例不断见诸媒体，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仅如此，一些媒体还针对传统美德缺失的话题发起过相关的网络投票调查，引发了网民的热议。现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是空前的，它来自于市场经济的推行，是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包括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片面性。纵观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取消商品经济的年代，“道德缺失”现象同样严重存在，甚至更为触目惊心。 　　笔者认为，尽管当前“道德缺失”现象不少，但是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也未必就是“道德天堂”。另外，道德的实施和维护，需要有相应的奖惩机制作为后盾，今天的道德困境可以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在下文中，笔者拟从多个方面入手，对此进行考察、探讨和分析，以期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缺失”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一、关于“社会转型”与“道德”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社会”和“道德”的概念与范畴有必要予以界定。因为，诸如“社会”“道德”“文化”，乃至近几十年来被中国人使用最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都是一个无法确切定义的术语，广义和狭义的定义有着很大差别。 　　因此，在行文之前，厘清概念至关重要。当前，尽管学界对“社会转型”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等等是基本上没有分歧的。除此之外，思想文化上的变化也应该纳入其中。因为，如果从长期盛行于西方汉学界的“冲击-回应”模式上来说，自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产生了回应，开始了缓慢的转型: 为救亡图存而寻求变革，从器物学习到制度效仿，再到思想变革。所以，思想文化的转变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甚至是较高的阶段。 　　诚然，我们今天通常所指的社会转型，其时间可能界定在改革开放以后，但即便如此，思想文化的转变也不容忽视: 从民间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到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都让我们感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观念的转变，包括道德观的消长，就是社会转型中的应有部分。 　　二、当前“道德缺失”产生的几点原因 　　“道德缺失”现象的确存在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笔者认为，当代中国人经历的变化太多: 从“政治挂帅”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铁饭碗”到“下岗失业”，政策与环境的巨大变化令人迷茫，也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曾经牢不可破的信仰体系似乎在一夜之间动摇甚至崩溃了，对于金钱的追求成为了很多人新的选择。 　　另外，人口膨胀、房价过高等因素，也导致“拜金主义”在民间流行。在这种情况下，金钱的功效就愈加扩大，抵消了道德、理想等非货币化因素的功用。但是，如“盛世”与“乱世”，“贫穷”与“富足”等一样，“缺失”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是要在相互比较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和表现出来的。人们将今天和昨天比较，才有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落差感。以上两点因素影响并增加了民众对当前社会“道德缺失”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制造了“道德缺失”过于严重的“假象”。在考察相关问题时，这些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中国古代社会奉行的“忠孝节义”，都可以归于“道德”的范畴，它们按照官方的意志推行，用于建构和稳定符合统治者意愿的人间秩序。以“孝道”为例，官员遭遇父母丧事，要回乡丁忧，去职守丧三年，这是“孝道”的体现; 除非特殊情况，才可由朝廷下令“夺情”或者“起复”。对于匿丧、忘亲等不孝行为，无论官民，都要给予严惩。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环境中，民间也以宗法强制力推行伦理道德，如清代徽州府休宁县的《茗洲吴氏家典》，开篇便是家规80 条，对“忠孝节义”有着详尽规定，违者甚至要受到“于谱上削除其名”的严厉惩处。 　　而对于优秀典型，则要给予大力旌表: 今天还伫立在皖南地区的一座座“贞节牌坊”，就是那个时代对于“贞洁烈妇”的弘扬与褒奖。综上所述，通过奖惩两方面的措施来推行伦理道德的根本目的在于培育社会忠诚与服从的性格，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情况下，“孝亲”往往要让位于“忠君”。 　　不仅如此，“中国的宗法专制制度还善于制造仿佛是属于全民的文化偶像，如圣人、佛、仙、明君和清官，这些偶像在本质上由压迫者所拥有和利用，却为被压迫者所顶礼膜拜，这也从文化上增进了中国宗法专制制度的弹性与和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