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与悲剧性的统一的分析.docVIP

历史性与悲剧性的统一的分析 　　在整个抗战文苑中，戏剧创作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而在戏剧创作领域，国统区历史剧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国统区史剧家，凭着执着现实的精神，通过广阔的历史画面，塑造了一批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体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人物形象，为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国统区历史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探索出了一条历史性与悲剧性相统一的道路。 　　戏剧的本质是冲突，冲突的性质决定戏剧的类型。抗战时期国统区历史剧的戏剧冲突的结局，往往是主人公的失败或死亡。屈原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不见用于楚怀王，被迫流亡汉北(郭沫若《屈原》);如姬为了获得人格的尊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郭沫若《虎符》)，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了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却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而导致失败(阳翰笙《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陈白尘《大渡河》)，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幻想改良中国，其结局却是被囚甚至被杀(杨村彬《清宫外史》:第一部《光绪亲政记》，第二部《光绪变政记》)，岳飞、文天祥、夏完淳等抗击外族入侵的豪杰志士，竟敌不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投降势力(顾一樵《岳飞》、吴祖光《正气歌》、郭沫若《南冠草》、张光中《夏完淳》等)。这些结局的共同特征是:革命的或善的社会力量在与反动的或恶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时，由于自身的力量不够强大，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正是悲剧艺术的典型特征。 　　抗战初期有人曾经认为:“在抗战后的今日，看悲剧于心理上甚不适宜。”这种看法遭到了阳翰笙的反对，他说:“在我认为，悲剧也许还比喜剧更能感动群众、刺激群众、鼓励观众的。”“我们写代表恶势力的人物获得胜利和代表革命势力的受到牺牲，是能使观众对这个剧本详力思考，从剧中获取教训。”在亚里斯多德的“悲悯与畏惧”说中，就包含着应该引导观众去同情那应该同情的对象，从而受到深刻的理性教育。悲剧通过典型化的矛盾冲突，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曲折过程，它主要不是要给人以感性的愉快，而是要使观众在理智上得到一次提高。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人们意识到，要取得胜利，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国统区史剧家的任务是要使群众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提高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虽然没有刻意去追求悲剧效果，但是，历史题材中包含着丰富的悲剧因素，严酷的现实给了他们强烈的悲剧感受;因而他们在追求历史的真实、追求创作,表现的真实的过程中，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诸方面都显示出悲剧艺术的特征，形成了历史性与悲剧性的统一这一抗战时期国统区历史剧的总体艺术风格。 　　在西方古典戏剧中，悲剧艺术几乎是与历史题材共生的，从埃斯库罗斯到歌德、席勒，悲剧家描写历史、喜剧家描写现实，似乎成了一个大致上的分工。这一现象，固然是由于从史诗取材的古希腊悲剧被后世奉为悲剧创作的楷模，因而形成了一种文学发展史上的惯性;但是，题材本身的特征是更主要的原因。优秀的悲剧家往往都是时代的先进分子，他们的创作是他们的现实感受的艺术再现，但是“现实中的悲剧只能使人采取特定的伦理态度，不能成为审美对象;只有当现实肯定实践后，这一转化才有可能，对象所引起的才不是悲伤而是偷悦。”在古典悲剧家笔下，哲理性压倒了历史性，题材本身的情节远比促使它产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更具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历史”只是一个无生命的躯壳，为了塑造人物性格和体现悲剧主题的需要，他们可以随意地离开历史，而由人物性格来决定冲突的发展和情节的转折。如莱辛所说:“悲剧的目的远比历史的目的更富于哲学性”，“诗人之喜欢选择这个事件而不喜欢选择另外的事件，是由纯粹的事实、时间和地点决定的呢?还是由能使事实变得更真实的人物性格决定的呢?如果决定于人物性格，那末诗人究竟可以离开历史的真实多远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真正的悲剧以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作为基础。一般地说，真正的悲剧，是由于有限的、多少有点片面的必然性，以一种象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的历史运动的盲目力量，由个人的自觉意向的冲突所造成的。”只有显示这种历史必然性，悲剧才能获得较大的社会意义。但这种“厉史必然性”在古典悲剧中主要体现为一种哲理性，是指悲剧的产生根源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矛盾运动，而非偶然。“历史必然性”的产物不必一定是历史真实的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旨在通过新生的人文主义者与封建主义旧人物的斗争，表现典型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展示新生世界走向胜利的人文主义倾向。因此，当红白玫瑰的现实历史妨碍他在剧作中追求更大的自由进而更深刻地揭示人物行动的哲理性时，他毅然从史剧创作阶段转入了悲剧创作阶段，塑造了哈姆莱特、李尔王等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不朽典型。 　　历史剧不同于悲剧，它首先要做到“历史真实”，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