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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覆盖律模型与历史规律的寻求 　　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探究历史规律性问题、甚至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是直到近代之后才出现的。这要归功于意大利近代历史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 Vico)，是他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与思考，虽然其同时代的学者并没有太在意他在其经典著作《新科学》中提出的、被誉为“发现真正的荷马”的新思想，因为那时候人们大多沉浸于近代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以历史认识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哲学直到18-19世纪才由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归纳总结，此后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历史哲学从此有了自己专门的理论概念、研究规范和方法。 　　然而，当代历史哲学家对于这些理论规范的信心面临着历史研究科学范式与历史叙述化的走向抉择。如安克斯密特(F. Ankersmit)所说:“历史哲学是继续它的古典的认识论传统呢?还是打算研究在这一部分所描述的各种哲学问题呢?如果历史哲学满足在今后几年内在当代知识界甘当一个古怪的实证主义的守旧者，那么就让它停滞在认识论的水平上吧。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哲学家有勇气摆脱他们自己的过去并以一种诚恳的心情，不仅准备对史学，而且还对目前争论中其他哲学学科中问题的更好的了解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叙述主义者。世纪早期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围绕科学研究的范式革命的讨论回应了这个问题。其代表人物之一亨普尔(Carl Hempel)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把“覆盖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缩写为CLM)推广到历史研究领域，用它来解决历史规律性探寻与解释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引起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激发我们对此模型进行分析，对其困境进行反思，进而对历史规律的寻求可行路径进行探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 　　一、覆盖律模型及其影响 　　历史规律的寻求始终是人们、特别是具有学科忧患意识的历史学家的宿愿，这大概是亨普尔1942年发表的那篇科学哲学论文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反响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覆盖律”模型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解释历史现象。因为像解释自然科学现象一样，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解释也希望有一个基于对行动和行动后果之间的必然关系的理性叙述，有时被称为对独特事件(如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或谋杀裘力斯·恺撒)的完全描述需要陈述在该事件发生的时期内涉及的空间或个别物体展示的所有特征。这样的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完成的”①。 　　通过这样一种让步性的说明，亨普尔试图排除绝对主义者对历史规律寻求努力的吹毛求疵，因为，绝对性要求总是过于理想化和绝对化，倾向于混淆无关紧要的要素与所考察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区别，导致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结果，最终一事无成。在亨普尔看来，由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中的普遍概念具有对研究对象同样的把握能力，普遍规律范式在历史与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效。据此，我们可以设想，物理学里的质点和质量假设的有效性完全可以启发、帮助我们在历史学中建立起类似的概念性假定;既然物理规律己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历史学根据类似假定建立起来的规律性表述也可以具有普遍的说服力。正是由于此文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紧凑严谨的论证结构、清晰明快的形式，满足了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中普遍规律寻求的取向，所以有关覆盖律模型的讨论及其产生的影响延续了几十年②。 　　历史学家对于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的看法，就像对于历史规律性问题一样众说纷纭。威廉.德雷( William Dray)是典型的反对意见者，并在其《历史学中的规律和解释》中对亨普尔的覆盖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德雷否认一般规律在历史认识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在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中，虽然人们确实偶尔提到一些普遍规律，并借助于规律相信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可是，混入历史解释的一般陈述最后都被证明是非普遍性的，在深究之前亨普尔模式的弱点就己经暴露出来了③。在历史领域，贯彻普遍性的规律探寻意图时不能忽视其基础条件与原则立场，否则就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放松科学原型的必要条件只是贪图便利，却放弃了原则。一种理论，一开始就事先精心设计解释的基本意义，而不试图揭示本学科的从事者称作解释的东西是什么，它当然是建立在一种虚弱的基础上，一旦它面对使用上的困难，它就会放松自己的必要条件。”④在德雷看来，正是由于人类的行动原则与历史事实之间只有意向性的松散关系，要对人类行动进行规律性解释，就必然要求我们在重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进行弱化处理，因此，他拒绝规律与解释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假如要他在历史规律与历史解释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一定选择后者，因为他认为，历史解释总是有效的，而且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实质性地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