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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育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行研究 　　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是家国同构，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是这种文明的价值基元，它与西方文明家国二分的发展路径及其与此相关的以个人为本位和以宗教为旨归的价值基元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追求，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连接。“家”正是个人与国家、天下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传统伦常者五，家庭有其三(夫妇、父子、兄弟)。其他两伦，君臣以父子关系论，朋友以兄弟关系论，推之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正是中国文化这种独特的关系架构，使得中华文化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或格局。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实皆为道德而设”，“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 　　中华文化十分注重以道德为基元来建构价值体系，尊道贵德、志道据德成为基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道冠古今，德配天地”成为基本的价值共识和价值目标。中华传统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崇德向善的道德观，由个人道德、家庭道德、国家道德、社会道德等要素所组成。中华道德是一种以家国同构为基础，讲求家国情怀、家国一体的圆融性道德文化。在中华道德的价值体系中，家庭美德集聚着个人修身美德的要义并成为国家美德的发展根基，讲求齐家之道既来源于修身之道的要求，也通向治国之道和平天下之道。所以，家庭成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第一场所。只有每个家庭都按照道德的要求和谐相处，治国、平天下才有坚实的道德基础。中华道德的生发与创造同家庭或家族的道德价值追求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重家风、齐家规、严家训的家庭道德教育体系。中华优良传统家风始终着眼于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优良的家风通过成功开展家庭道德教育而形成，并在制定家训、强化家规中得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家风必然重家教，重家教势必齐家规、严家训，而家规、家训反过来又具有敦风睦品的伦理效能。 　　在社会道德教育不太发达的传统中国，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道德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往往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道德教育功能，并通过祠堂、族产、义庄、义塾等形式来建构有效的道德教育机制。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道德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的“纲领”，指导和规训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有言：“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张履祥在《训子语》中写道：“家之兴替，全不系乎富贵贫贱，存乎人之贤不肖耳。贫贱而好修饬行，兴隆之道;富贵而纵恣背理，败亡之辙也。”又说：“《正蒙》云：‘子孙贤，族将大，未有子孙不贤，家族不至倾覆者。’”家庭的组织与维系、家业的扩大与发展，同家道的追求及其家风的熏陶密切相关的。没有优良的家风孕育不出优秀的家庭成员，更没有办法促进家业的兴旺发达。在中国传统社会，许多优良家风往往以贯彻儒家核心价值观并在家庭内部内化儒家核心价值观为职志，虽然这种贯彻和内化会因为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而有所不同，侧重点会有差异，但它却开辟了以家风来体认、内化和弘扬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通途。 　　儒家核心价值观主要有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等，许多优良家风也把贯彻和践行这些核心价值观作为家风的重要内容。中华优良传统家风将这些核心价值理念融入教子孙为人之道、齐家之道、为官之道和交友之道之中。中华优良传统家风总是教人尊道贵德，宽而有制，和而不流，既做有追求、有主见、有理想的道德个体，同时又能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同他人共享人生的和谐与美满。立志乃修身之本。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只有明确前进方向，才有前进的动力和目标，才能勇敢面对和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最终胜利。诸葛亮《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在这里，诸葛亮教育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提出了为学之道的基本要求。中华优良传统家风大量涉及齐家之道和各种家庭关系的正确处理，提倡孝敬父母、夫妻和睦、敬长尊贤等。 　　《朱子家训》总论家庭关系准则：“父要严，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夫妻要和，朋友要信。见老者敬之，见少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许多家训都宣称为人之道第一以孝为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乃百行之首、万善之源。论及夫妻和睦，一些家训都视夫妻恩爱为家庭幸福美满之源;夫妻互敬互爱，能移昆仑泰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