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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民族志田野调查 　　一、视角态度 　　丹麦哲学家扎哈维引用贝克的话说: “具有感知力的存在者都是体验主体，他们都具有视角态度并且通过自我中心的视角体验着世界。”[1]( P16) 这就是说，作为个体的自我要体验世界，他只能以自己的视角为中心去感知并建构世界。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例外。法国人类学家迪蒙认为: “观察者必然是观察的一部分。它提供的图景并非是排出了主体的客观图景，而是被某人看见的某物。”[2]( P3) 美国宗教学家佩顿也认为“人的一切感知都有视角性”，“观察角度将会决定我们的视野、问题和经验材料。”[3]( P2) 看来观察者不可能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去获得所谓客观图景，因为没有这样的视角。凡是宣称掌握了全知全能视角的人，也就意味着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因为只有宗教中的全知全能上帝才具有这样的视角。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中国论文网经验丰富对个体组成社会和任何社会都是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人会产生怀疑。”[4]生活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只能宿命地被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塑造，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强制规范并限制了个体观察世界的视角。这种观察视角叫世界观。关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有过论述。他说: “世界观时时处处都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如何解释这个世界。世界观都经过了历史的改造，而人们总是透过这层镜片来看世界，构建现实。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世界观，但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世界观。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继承了前人的观点，有意识地来创立这种世界观。”[5]沃勒斯坦很形象地用镜片来比喻世界观，并且指出人都带有政治目的。既然人是透过镜片有政治目的地看世界，那么人看到的世界必然是被污染了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费特曼也有相似的看法，他承认“我们都是自身文化的产物，我们有个人信仰、偏见及个人品味，社会已深植人心。”[6] 　　二、种族主义视角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大厦大学在抗战期间迁到贵阳时，吴泽霖、陈国钧和大厦大学的部分师生到苗族地区调查的成果。中国论文网学科全面《苗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制定民族政策而进行的国家行为调查。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苗族社会历史的资料寥寥无几，因而这两个文本给人印象深刻。陈国钧留学荷兰，专攻社会学。十九世纪法国人孔德建立了社会学，社会学在发展中经过涂尔干到韦伯，形成了多元的社会学传统。在陈国钧留学期间，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在欧洲是主流学派。韦伯反对偏见，主张社会学“价值无涉”。他说: “在我们的专业里，无可置疑地存在着由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顽固和自觉的党派偏见所夹带的虚假价值无涉的倾向。”[7]( P141) 所谓价值就是从某种视角看事物是否有用，“价值无涉”指的是价值中立。价值中立难以做到，因为观察者的视角态度就具有了价值判断，所以哲学家普特南说: “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研究惯例，就已经预设了种种价值。”[8]( P139) 普特南对“价值无涉”进行了否定。留学回来执教于大厦大学的陈国钧的确做不到“价值无涉”。他在《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中的观察视角就难免出现了大汉族主义的种族偏见。例如他说: “在清水江上布满黑苗势力，他们间的领袖在当地社会上往往操纵一切实权。过去他们的性情强悍，在诸苗中素有好勇斗狠著称，而地方执政者亦引为大患，差不多代代都有叛乱抗命的事变，此固由于族势的膨胀使然，而且清水江附近有些著名的雷公山、牛皮箐、香炉山、大登高等山，常据为巢穴，更是以助长他们顽固称兵了。”[9]( P82) 　　陈国钧在这段话中使用了“黑苗势力”、“好勇斗狠”、“大患”、“叛乱抗命”、“族势膨胀”、“巢穴”、“顽固称兵”等语词，这些都是反映出种族主义价值判断的语词。苗人为什么世世代代叛乱抗命? 清朝雍正和乾隆关于“进剿”苗人的《朱批谕旨》中有贵州巡抚张广泗关于苗人“叛乱抗命”原因的奏折。奏折上陈: “苗民既衣食无赖，又兼役使鞭笞，百般凌虐。彼即不乐其生，又何畏于死，既无畏于死，又将何所顾忌而不嚣然四起。”[10]( P248)连统治者的封疆大吏张广泗都承认苗人是因为官逼民反，而社会学家的陈国钧却站在了更极端的种族主义视角，认为苗人“叛乱抗命”是“族势膨胀使然”。由于在封建历史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深受汉族正史华夏中心的“万世皆黄帝一系”的教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形成了当时一些学者根深蒂固的大汉族种族主义视角。即使受过社会学训练，留学海外的学者陈国钧，也难以脱离狭隘的种族视角。可见宣称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家也难摆脱对他族他者的种族主义偏见。 　　三、阶级斗争视角 　　马克思晚年有人类学笔记。以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