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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法治文化视野下公民精神与品格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这也使得中国快速而稳健地进入了世界经济主场。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并没有同步跟上， 出现了某种不协调甚至矛盾。如果客观地观察中国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供给、网络反腐、民间治理、公民维权等诸领域( 事件) 中的公民诉求、公民监督、公民性塑造及公民维权活动，不难发现，当下中国的公民文化正呈现着一种自发孕育、活跃成长的“ 自发性生态”。这固然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所释放出来的民众诉求和主体精神的展开与升华;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并对法治秩序构建产生不利的影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刚刚对“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做出了全新的战略部署，因此，努力走出公民精神与品格的“ 自发性生态”，探索新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策略就显得重要而紧迫。 　　一、公民精神与品格塑造的重要性 　　近代法治无疑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文明果实， 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规则体系构架与制度安排，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法治运行机制、法治生活方式和法治文化，蕴含着制度的现代化、生活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人的要素更为核心和根本，特别是公民精神与品格十分关键。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把社会成员从封建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 确立了自由、平等的商品经济和交换关系，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了分离，人们也从等级、身份关系转变为契约、权利关系，从而导致了重大的文化转型。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以宪法这一最高法律权威的形式，赋予了社会成员的“ 公民”身份和主体资格， 明确界定了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肯定了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并使得公民精神呈现出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等三元内在构成①。于是，就使公民能够享有和行使人权与公民权，并在法律规则框架下进行自由理性的有序行动，进而完成其作为公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样，公民精神与品格就架起了国家与社会这种“ 双重生活”的桥梁，既促进了社会成员的民主参与，也抑制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失范，促进了多元利益、多元权利和个性自由的互动有序发展，为民主和法治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日常动力和根本支撑。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的成熟法治化国家不仅着力于法律体系、独立司法、正当程序、政府公信等的建设，而且也都十分重视公民精神与品格的塑造和培养，并且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背景下建立起公民精神与品格发挥重要作用的功能机制。在20世纪20- 30 年代， 美国就曾出版《公民的形成》丛书，而近年又在不断强化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公民能力训练②。目前，许多国家都对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识培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美国最近强调“ 民主政治的生机和活力来自新一代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公民”，并从儿童教育入手，开展“ 全国品德周活动”③;韩国也设有专门的道德课和国民伦理课，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新加坡则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就颁布了学校德育与公民训练综合大纲，1992 年使用《好公民》教材;而法国也在强化以学校教育为依托的“ 公民意识教育活动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 公民约会”活动为主的“ 志愿役制度”，并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来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和公民品格④。可见，这些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公民精神与品格培养，列入其社会认同和基本价值观的建设工程，借此来巩固其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增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有效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民本主义和德治传统十分浓重，民主法治传统则显得较为匮乏，因而“ 臣民文化”的积淀深厚，形成了典型的“ 东方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因此，在传统中国的国民性格中，“ 臣民”“ 草民”的色彩十分明显，它既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悖，也使人性和主体精神受到严重压抑。自晚清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欺辱之下，中国才开始进行近代“ 启蒙”和“ 救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 臣民”走向“ 国民”、走向“ 公民”，也就是说，直到“ 五四”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进行公民精神的建构⑤。然而，由于传统中国的公民文化成长土壤十分贫瘠，公民精神启蒙也比较狭隘和肤浅，加之又没有相应的机制条件和制度保障，因而，就导致平等、自由、权利、民主等观念扎根不深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它所体现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由于极“ 左”思潮的严重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以政治性的“ 人民”和“ 主人”概念，掩盖了法律性的“ 公民”概念。于是，政治思维就取代了法律思维，权力立场取代了权利立场。对此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