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峥嵘岁月中的抗大老友.docVIP

怀念峥嵘岁月中的抗大老友 一晃老友文迅去世已经快三年了。这些年来，有一件事始终萦绕于心，从来不曾放下。特别是文迅逝世后，它更是时时噬咬着我的心。这件事就是，我欠着我最好的老友之一文迅，一本书的序言，一篇为《文迅文集》所作的序言。如今，斯人已去，我唯有再拿起这支笔，写下这些回忆的文字，怀念我的文迅老友，以此来缅怀我们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纪念我们七十多年久而弥坚的情谊。 一、友谊的开端 七十多年前，准确地说，应该是 1938 年 8 月下旬，文迅他们六个从香港来的广东人和我们四个从上海来的江南人，同日在延安抗大总校洛川第六大队报到，被编在第十二队九班。 当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民族命运前途未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民心士气空前高昂，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升起希望的光芒，逐渐成为人们仰慕的灯塔。但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一年多了，他们的办事处除了很少的几个城市都不能公开，到延安去像是犯法的事，查获了可能会被秘密逮捕。成千上万的爱国进步青年，不畏艰险络绎于途，像朝圣的虔诚教徒，形成了一股充满活力的热流。到 1938 年夏天，只有七千居民的延安已难再容纳。于是，抗大在延安西边的庆阳和南边的洛川成立了第五、第六两个大队。编队不可能再有别的标准，够十人以上就是一个班，够四个班就是一个区队，够四个区队，一个连队的建制就成了。 第十二队驻于离城十里的蒋村。村子不大，最后几个班住处很难找。一个不住人的小偏院 ，有间放柴草的土窑，连门窗也没有，就成了九班的军营。香港来的苏孟云、陈璞、王固、文迅、陈远高、陆荆，上海来的钟琪、张鸿书、程历艰和我，大概都过惯了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顶多有一点在敌机轰炸下逃难的经历，面对这间放柴草的土窑，竟手脚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记得是张鸿书说了一句 ：“动手吧，同志们！这么点困难克服不了，还抗什么日，革什么命！”一下子全动员起来了。你积极 ，我比你更积极 ；你能不怕累，我就敢不怕脏。队长来了，笑着大加赞许，说这是革命的第一课，大家劲头更大了。他又领我们到老乡家借木条、木板、秸秆，砖头。过了一阵，门按好了，窗纸也糊好了，炕搭成了。用各人的箱子支成了两张小桌，布单一罩，蛮好蛮好的。我们兴高采烈地体会着革命第一课的滋味。 我们四个从上海来的，其实籍贯分别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原来并不认识，上海沦陷前后，各自跑出来参加抗日，到延安去的强烈愿望使我们互相吸引，互相影响，结为好友，走上征途。张、钟是救国会外围组织的成员，二十岁出头。张乐于助人，有组织办事能力。钟戴近视眼镜，以理论素养见长，一路出主意靠他。程和我只有十六七岁，高中尚未毕业，热情而幼稚。香港来的文迅他们则不同，原籍都在广东潮、汕一带，是在香港读书的华侨子弟，年龄在二十上下，好几个高中已经毕业。我们四个会讲上海话，普通话也大体能够交流。老广们互相讲粤语，很流利。与别人要讲普通话，比我们还差劲得多。有的简直听不懂，必须翻译或补充。后来知道苏孟云是直接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年龄更大一些，遇到文迅他们，便一路走来了。记得他好像念过大学，家庭富有，行李特别多。发军装前，老广们大多西装革履，苏更不只一套，领带衬衫也多。他待人和善，普通话比另几位老广稍强。他是班长，张鸿为副班长，记不清是大家推选还是队里指定的了。十个年轻人同住一间窑洞，几天互相就熟悉了。陈远高、程历艰爱好运动，在篮球场上为四区队争过先；陈璞多才多艺，善吹口琴，被大家逼着表演过交际舞 ；王固被戏称为“顽固”，争论时好坚持己见，有本《孙子兵法》常不离手 ；陆荆瘦弱文静，喜欢写诗。他有个黑硬皮的本子，整整齐齐地誊抄着陆陆续续在写的新诗，不断在救亡室的墙报上发表，很快就成了我的文友。文迅原来叫文逊，脸盘宽大，一看就是不会说话的老实人。可能小时候跟父亲在越南西贡住得过久，普通话讲得极差，发音不准，句法也特别，“不好吃”他说不来，竟说是“一点好吃也没有”。我经常模仿他这些奇怪、好笑的话，他不以为忤，反而憨厚地笑了。出我意料的是，他对俄罗斯文学名著比我熟悉，对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几位大师的名著，谈起来更是如数家珍，我问什么他好像都有现成的答案。这一点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但他讲来自然而然，没有丝毫卖弄见多识广的表现。那时候军事课程主要讲《持久战》，政治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等，教员有的从延安来，有的住在大队部，主任教员李培南，他有时到各队上课，有时全大队集合讲大课，主要 学习方式是班讨论会或个人自习。讨论会非常热闹，争论多系抠名词，联系实际谈不上，而且多有自以为是的毛病，谁也不肯让谁。 大约在 10 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