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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于众多法学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并不陌生。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言词证据的取得方式或程序及权限违法而导致其证明效力被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则。在人们根深蒂固的诉讼理念中排除有罪证据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加之这些证据还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将之排除使有罪之人逃脱法律的束缚，那将更是使人们难以理解。正因如此，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活动中非法取证屡禁不止，这也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个顽疾。2012年新修订的《时事诉讼法》，虽然在立法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中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制度而普遍适用，同时也没有相应的规则实施程序，而且在理论上也鲜有研究。美国作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有效实施的国家，对其规则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我国规则及其适用的不足，促进我国非法言词证据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 　　1中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历史发展比较 　　1. 1中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历史发展 　　1979年出台了新中国以来第一部《时事诉讼法》(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与新中国成立以后均有较大不同，因此法制土壤也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本文着重于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因此以建国后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为讨论的起点)，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规定仅是对言词证据的真实性有所规定，忽视了言词证据提供人的主观自愿性和获得口供的行为违法性，使得凡是具备真实性的口供不考虑其实际违法与否都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处 　　理。 　　从1979年以后，我国再没有出台有关非法口供效力的法律法规，直到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这两部司法文件都对刑讯逼供以及以威胁、引诱、欺骗所得的口供证据做了非法性定位，虽然没有涉及排除，但也是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突破。 　　2010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为“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都提到了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进行排除的事项，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对于言词证据的证据资格的探讨。 　　1.2美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历史发展 　　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案是对美国非法言词排除程序的初步探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使用暴力获得的口供作为定案的基础是对正当程序的剥夺。此说法为之后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运用奠定了基调，从而进入了获得言词证据须符合自愿性的时代。 　　1963年，犯罪嫌疑人米兰达因为涉嫌强奸罪和劫持罪被逮捕，后来法院以米兰达的招供书为证据对米兰达判处了徒刑，但在其后的三年间，米兰达不停向联邦法院上诉，理由是警察在讯问他之前没有告知其享有沉默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1966年联邦法院判决米兰达的供词无效，并将该案发回重审。也正因为该判例，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都会告知其有沉默与请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如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告知其权利，则获得的言词证据便会给予排除。 　　“米兰达规则”虽然通过正当程序的理论对当事人有充足的宪法权利保障，但其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以及不能及时打击犯罪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1982年泰勒诉阿拉巴马案中树立了“善意例外”原则，该原则对言词证据的自愿性进行衡量。在1984年纽约诉夸尔斯案中树立了“公共安全例外”原则，强调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肋、时“米兰达规则”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以作为证据的情形。 　　1.3中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历史发展比较 　　由于法律文化与法律土壤的不同，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是作为舶来品使用的，因此发展历程并没有学术理论的影响，而是通过立法力量对该程序进行完善;而美国则通过经典判例形成了特有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并且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考验，在原则的基础上规定了例外的情形。 　　2中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理论基础比较 　　2. 1美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理论基础 　　美国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是基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赋予民众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因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是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现实法理依据。 　　美国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其理论基础经历了可靠性理论到主观自愿性理论再到客观真实性理论的演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抛弃了对于言词证据的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