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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学批评 汉代是一个独尊儒术的时代，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及五德始终说对孔孟的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使汉代的儒学成为不同于原始儒家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合一的官方哲学。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学术成为经学附庸，思想只能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运转。所以汉代的文学批评便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主流批评都以官方的说法为蓝本，只有个别杰出的人物能够突破这种限制。 汉代文学主要围绕诗、赋这两种文体的讨论而展开。 诗：主要见于《毛诗序》和郑玄等经学家的经书注释中。儒家用于教学的《诗》，本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有不少优秀的民歌民谣，但在汉代，“依经立意”，《诗》的内容被曲解，把它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图的一部经典。体现了“依经立意”的批评观。 赋：其较详者为扬雄。他早年好赋，后又否定少作，谓：“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赋体长于铺排夸张，适于描绘都市林苑、山川风物、帝王宫殿，而汉儒却赋予它“讽谏”的重任。一些赋家如此实践的结果，却产生了一些作品欲讽反阿谀、“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场雄语)的现象。 《毛诗序》 汉代传《诗》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 《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司马迁与文学批评 两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 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史学世家。 父亲司马谈。 48岁时“李陵之祸”。 出狱后任中书令。 生命精神与人格精神的互动。 一 人生遭遇与发愤著书思想 道家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巨大。 儒家在根本的人生追求上影响深远。 受荀子思想影响“人性恶”。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自然的趋势。 物欲的天然合理性。 《史记 货殖列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 班固：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儒家的人格性，安贫乐道。 《史记 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报任安书》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史记 太史公自序》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儒家人格精神的支柱。 1、强调了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发愤著书的产物。 吕不韦与韩非子事件的不复合史实。 儒家审美理想是中和。 司马迁对哀怨之音的正名。 以悲为美。 以和为美。 魏晋钟嵘《诗品序》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 唐韩愈“不平则鸣”说。 北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 金圣叹“怨毒著书”。 金圣叹“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2、司马迁强调了发愤著书的动机大都源于个体生命感悟的作用。 儒家文论：诗人要代民立言。 3、文章意义何在的问题。 儒家如《左传》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 司马迁将文章写作归结为个体化的写作。与儒家功用论不同。 曹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