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精神信仰的确立与汉代画像石墓的产生.docVIP

汉代精神信仰的确立与汉代画像石墓的产生 　　一、汉武帝时儒家思想的确立 　　西汉初期，统治政权不仅面临的是国家因战争而百废待兴、经济严重低落的局面，而且面临着国家思想理论体系复杂多样，无可适从。公元前134元，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希望这些文学之士们对天人关系，灾异性命及历史问题做出回答，其中儒家思想代表，著名的公羊博士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黄老、法家思想，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对策”，并以《春秋繁露》为主，建立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向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的对策和思想理论之所以被采纳，其原因主要一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简单地把儒家之外的各家悉尽排除，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及汉初黄老思想，形成综合与杨弃的一大思想理论体系，是一套比其他各家都完整实用的理论体系。二是这套理论体系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为统治者建立封建集权统治，构建社会秩序，正确处理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广大民众的思想统一，精神信仰的确立提供了可以信赖、可以操作的知识层面。关于君王之权，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君权神授的依据，确立了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对于天人关系，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为之异，小者为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这是说天人感应先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出现，是天对君王的爱护关心;“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万物皆阴阳所生，与五行相相配，人们的行为要顺阴阳，随五行，符合这一规律，就万事“和气固旋，轻夕不夕”。对于社会秩序，他以礼乐等级的观点，建立起君臣父子的关系，也就是“三纲”“五常”的社会理论关系，这些关系的建立依然是依阴阳五行为依据，是天意。对于社会治理，也提出“刑德”并用，以德为主，以仁义教化为根本，“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未也”。对于广大老百姓，他构筑了以天为最高最可敬畏的神，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做人之原则，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作为处理家庭社会关系的准绳，以孝悌作为生存立世的根本，使广大民众的精神有了信仰，生活有了依据，处世有了遵循。可见，董仲舒的这一套儒家思想理论，为统治者提供了建立统治秩序的依据，为广大民众提供了精神信仰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公约，同时也巧妙地解决天地人神，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等等，因而受到了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认同并被采纳，使儒家思想第一次成为国家统治的思想理论。 　　二、儒家思想国家意识形态化和人们精神信仰的确立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现实的需求提出的应对措施，所以是实用性较强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当时国家思想混乱的局面，他提出：“《春秋》大统一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一方面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想的混乱状态，人们的信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要想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必须先统一国家的思想，达到全社会的思想一体化。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提出了建立各级学校，发展国家教育，对民众百姓实行教化的社会教育思想。汉武帝之后，各代帝王在继续推行儒家思想社会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对这一套理论的完善发展，并把这一思想工具的理论逐步变为统治的实践工具。儒家思想的普及传播，使儒家谶纬符命思想和方士的神仙方术思想，以迅速传播、蔓延开来，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人们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把谶纬和方士仙术奉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依托，并把它们和儒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思想一起转化成了人们的主体精神信仰，这种信仰指导并服务着人们的言行，制约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逐渐形成为一种稳固的民风民俗，包括埋葬习俗。 　　三、画像石墓的产生兴盛及其思想内涵 　　根据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看，画像石墓产生于西汉中期以后，也就是西汉武帝以后。汉代画像石墓真正发展到普及完善成熟时期是到了东汉的早中期。这时的画像石墓明显宅第化，多由墓道、墓门、前室(前堂)、主室、侧室组成，有的有后室组成回廊式结构、有的侧室、前室、甬道两边加耳室(藏阁)，完全一副地面生活环境。墓葬内陪葬大量的陪葬品，包括生产生活用具鼎、罐仓灶、磨、井、壶、灯、镜、钱、楼阁、厕所、猪圈，车、马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