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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历史哲学的时间尺度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存在差异，这常常影响着他们的历史观念，并塑造着历史学的风格。司马迁所云“通古今之变”，旨在强调历史学应当建立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所说的“历史乃生活之师”，也表明了他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认识。不过，在他们的表述中，缺少时间的另一重要维度一一未来。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是理性思考难以展开的领　　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人类对自身的能力有了更多自信，未来因之被纳入各学科的讨论中。历史学也不例外，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便是要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前两者的关系。 　　康德和黑格尔陷入自相矛盾 　　1784年，康德写道:“历史学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天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这一表述代表了启蒙时代以来历史哲学的典型信念，普遍历史应当包含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于揭示普遍规律这一艰巨任务，康德曾尝试给出回答，认为人类的命运是“一场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1794年，他对未来作了进一步讨论。在他看来，即使我们以最好的标准接受人类命运的“道德一物理状况”，亦即持久的进步，并趋近于至善，这个过程依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持续进步　　本身同时意味着对无限系列灾祸的一种展望。唯有达成终极目的，才能实现我们的全部天赋和最终愿望。因此，人们期待着世界有一个终结，并以此赋予行动的历史以终极价值。终结并非不复　　存在，而是转化为一种没有变化的绵延，即永恒状态。在康德看来，处于永恒状态的绵延是指我们无法形成任何概念并与时间无法加以比较的一种数量。或许正是意识到康德的矛盾性以及面对无限未来的困惑，黑格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反思历史，即区分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凡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无论种类如何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只有精神领域里的变化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因而世界历史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一旦将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在各地的展开与实现过程，黑格尔便将世界各地历史剪裁为各个精神的发展阶段:如中国是非历史的历史，中亚是少年时代，希腊世界是青年时代，罗马国家是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是老年时代。老年时代是精神的完满和成熟。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理念，那么在实践中也一定能够到达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也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一来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康德一样，黑格尔也在对人类完美状态的哲思中陷入了自相矛盾。 　　宗教历史哲学家加入讨论 　　启蒙理性为未来设定的目的论秩序，总是不免要假定在有限时间内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历史于是表现为进步的、目标实现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则似乎成了吞噬理性的黑洞。正是在此背景下，宗教历史哲学家加入了讨论行列。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将时间区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与生存时间三种形式。他认为，宇宙时间可理解为一种圆周运动的不断轮回;历史时间则是一条向前无限伸展的直线，它自身永远不会终止，永远朝向那种不能进入永恒的无限性;历史终结与世界终结的问题，不仅哲学不能严肃审视，甚至神学也不能严肃审视;人若要脱出在历史时间中的被奴役感，只能有两个出口:或者朝向宇宙时间，或者朝向生存时间。前者的循环不能令人满足，走向生存时间是唯一的选择。在他看来，生存时间是一种较宇宙时间与历史时间更加深刻的时间。它是一种内在的、主体　　性世界的时间，而不是外在的、客体性世界的时间。生存时间意味着历史向精神自由王国的过渡。这个精神自由不同于黑格尔精神自由的自我认知、民族精神和绝对理念。黑格尔将广义的人类活动看作实现精神自由的工具和手段，而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诸如国家、社会、民族、教会等方面理想的或现实的等级秩序，是客体化世界，是对人的奴役，是实现精神自由的障碍。人从历史时间向生存时间的突破，是上帝与人的联合行动;不仅经由忏悔和赎罪，同时经由积极的行动，自由王国才能来临。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对人的理性有限性与历史的时间有限性有着深刻洞见，对于他这样的神学家而言，启蒙理性的历史解释有着极大的缺陷。他认为人的生存统一性既从属于又超越于自然进程，剥夺超越性不能使其返回自然，而抹掉从属性也不能使其上升到永恒。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后谜团，除了信仰与期待，没有别的解答，因为所有回答均超越了人的理性的疆域;如果不找到这些回答，人的生活就会遭遇怀疑主义、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