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诗性与当代文学的美学迷思.docVIP

浅析史诗性与当代文学的美学迷思 五四以来，伴随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史诗观念也传入中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被作为最高的文学样式和美学观念，用来评价和衡量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或作家作品的审美力量，茅盾、巴金、老舍、李劼人、路翎等现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显示出某种史诗性特征。史诗或史诗性也成为当代文学的创作理想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它激活了当代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感受和想象，成为参与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建构的重要力量。1954年，冯雪峰称《保卫延安》是一部“革命战争的史诗”，1957年出版的《红日》也初具战争史诗的规模，同年出版的《红旗谱》被称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性的作品，此后，1959年的《三家巷》、1960年的《创业史》，都对史诗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创业史》还被称为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史诗。之所以称它们为“史诗”，是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概括力，拥有宏伟浩大的时空结构、鲜明而完整的英雄谱系、崇高庄重的艺术风格。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以史诗或史诗性为目标，或者说，史诗性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美学迷思。 一、历史本质：当代文学史诗的社会功能 社会主义文学对历史和现实拥有一套预设的观念，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超越了传统朝代更替、知天乐命的历史循环论，而以阶级政治、社会革命、历史发展作为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历史被描述为有目的性、有规律性的活动，所有活动都指向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目标。并且，当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文学被完全纳入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中。将革命历史作为小说题材也来自国家文艺政策的倡导，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激情洋溢地号召作家创作记载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作品：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被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创作方法，要求文艺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上去反映历史和现实。作家们也积极响应有关政策号召，将革命历史化和历史革命化、现实理想化和理想现实化作为小说叙事原则，创作了一批被文学史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通过叙述革命的起源神话来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历史的书写，都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将过去的革命斗争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形成一条历史必然性的意义链条，阻挡意识形态之外的历史感受和认知，用小说创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提供精神资源。此时，选择小说的史诗性方式也就具有某种文体的契合，如巴赫金所说，“史诗的绝对过去，对往后的时代来说，是一切好东西的渊源和起点”，通过叙述历史的起点和过程，呈现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这时的历史已“不是纯时间性的，而是时间和价值的范畴”，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洪子诚也认为： 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的意识形态规范--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 显然，史诗性写作是为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社会现实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实现现实穿透历史、历史映照现实的意义重构，呈现革命历史的正义性和社会现实的合法性，“唤起人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 小说《红日》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最后全歼敌正编74师的史实为依据，以沈振新军的活动为主线，以一个军由挫折到胜利的战斗历程，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横截面，显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和革命战争的威力。冯牧认为： 它并不只是写出了一个普通的战场，一支普通的军队，一次普通的战役，而是把这一切方面，一切生活场景以及一切身临其境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自然而细密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彩色斑斓的历史图卷，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宏伟卓绝的革命斗争史诗当中的壮丽的一章。 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力量的消长，真实地再现了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历史事件，表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描绘了一幅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红旗谱》也通过锁井镇朱严两姓三代农民同冯家两代地主的矛盾斗争，表现从老一辈农民的自发反抗到新一代农民自觉斗争的历史转折，被认为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和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