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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晚清边防观念的转型 　　边防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国家往往把强边固防作为安邦定国之要务。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迫使其以世界的眼光审视边防问题。清政府逐渐承认夷狄的某些优越之处，关注民族存亡，图谋国家富强。在千年变局的背景下，晚清时期的边防观念经历了由闭目塞听到师夷长技、由夷夏之防到中外之防、由重陆轻海到海陆并重的转变。本文的晚清是指鸦片战争至1911 年这一段时期。 　　一、由闭目塞听到师夷长技 　　天朝上国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清朝前期，天朝上国观念在守旧派官僚的心中更是根深蒂固。文化的优越感使清政府闭上了双眼，蒙蔽了心灵，失去了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但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的优势荡然无存，被击得粉碎。清政府的官绅和士大夫阶层被迫挣脱传统世界观的束缚，重新认知客观世界与自我评估，提出“师夷长技”。这是晚清边防观念转变的先决条件。 　　鸦片战争后，晚清开明官绅士大夫阶层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师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840 年冬，林则徐在奏折中提到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魏源在抗击英军的斗争中，被英军的坚船利炮和排兵阵法深深震撼。魏源认为，这些长技是英军获胜的重要原因。魏源明确表示，中国要走出窘境，只有“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之后，他在了解夷情的基础上编撰了近代中国第一部汇通中西的兵书---《海国图志》。在天朝上国观念遮蔽朝野的时代，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该命题为清政府筹划边防提供了精神动力，为应对外来危机指明了道路。 　　19 世纪60 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深刻认识到闭关自守与虚骄自大的危机，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力倡洋务。洋务派在对待夷的态度上有了较大进步，这从用洋务代替夷务的词语表达中可以得到验证。“夷”、“洋”二字的替换，不仅标志着晚清政府天朝上国观念的动摇和破灭，而且标志着对当时世界变局的认识和承认。洋务派开展的自强求富运动，是对夷夏大防、华夷之辨等保守藩篱的一个突破，是对传统观念的强力冲击。洋务派一致主张兼采西学之长，以应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师夷长技这一观念的出发点在于抵御侵略、维护主权，它不仅反映了时代的新动向，而且标志着清政府在边防观念上迈出了艰难而可贵的一步。 　　生存环境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优越感，形成了古代中国“天朝上国”的观念，这一文化传统成为晚清边防观念转变的绊脚石。观念革新助推实践发展，观念前进一大步，实践方能跟进一大步。事实上，晚清时期，由闭目塞听到师夷长技边防观念的转变程度是有限的，边防实践革新也非常有限。所以晚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对决时一败再败。师夷长技，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达了清政府固边强国的浓厚意愿。在实践上虽然有局限性，仍不能抹杀这一观念转变的进步意义。 　　二、由夷夏之防到中外之防 　　夷夏之防是中华民族内部夷和夏之间的防卫活动，边防区域是夷夏之间模糊的缓冲地带。中外之防是指中华民族抵御境外国家入侵的防卫活动，以条约边界为主要标志，边防线明确清晰，边防区域是紧靠边界线内侧的带状区域。相对隔离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古代中国外防内化的边防理念，这就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筹边是筹划边疆而非筹划边防，是控制边疆而非控制边界。鸦片战争前，已经产生了夷夏之防到中外之防转变的萌芽。鸦片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由夷夏之防到中外之防的转型最终完成。 　　在陆防方面，自秦朝至清朝初年，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王朝主要以北部游牧民族为防御对象。这种外防内化的观念导致了统治者把民族、部落、地域与国家边界混同。如康熙帝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康熙帝把蒙古部落作为屏藩，反映了他对边界认识的模糊性。1689 年，清政府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方知边界上需竖界碑，以明确国家领土主权的范围。在与俄罗斯的碰撞中，清政府已萌发了中外之防的边防观念。清政府意识到，北方边防的主要对象是俄罗斯。如何秋涛说：“我朝德教覃敷，天威远震，举凡靺鞨、蒙古悉属内地，以俄罗斯为北徼”，“北边万里，与俄罗斯为邻”。但是，从思想上看，康熙皇帝及其后继者并没有汲取雅克萨之战的教训，没有给予边防充分的重视。从防务行动上看，清政府也没有在其他陆地边界定界守边。这充分说明，清朝前期，中外之防的边防观念仅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完全形成。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向我国境内渗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区的边患日益严重。在外来压力下，清王朝被动地与邻国划界签约，最终标定版籍。经过若干次边界划界谈判和边界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遭受巨大的领土损失后，疆界大体上固定了下来，中外之防的界线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