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打破僵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释.docVIP

浅析打破僵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释 　　一、冲突与平衡：“共同责任”还是“有区别责任”? 　　综观CBDR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发展史就是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的战争史。在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之前，京都模式所确定的绝对的区别责任占主导。而在《巴厘行动计划》之后，整个谈判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共同责任，有区别责任正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1995 年，第一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确定了将缔约方划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由附件一国家率先承担起减排义务的基本方案，这一方案最终促成了1998年《京都议定书》“全有全无”的责任分配模式的建立。 　　但是，由于“全有全无”的方案过于极端，因而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的反对，这导致2005年开始的就《京都议定书》之后的责任分配问题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2007年的缔约方大会最终形成了《巴厘行动计划》。根据《巴厘行动计划》，除了在原有的“《京都议定书》之下《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AWG-KP)外，又设置了“《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AWGLCA)，负责就所有国家旨在履行公约的具体义务进行谈判。这表明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向脱离《京都议定书》模式的方向发展，即发达国家逐渐推动原有的不对等的“全有全无”模式向对等的减排义务分配模式发展。 　　此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在《巴厘行动计划》中，尽管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国家的适当的缓解行动(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的要求，但是仍然将这一要求与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联系在一起。到2009年， 《哥本哈根协定》却将这两个部分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并且努力切断两者间的联系，从而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独立减排。2010年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坎昆协定》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趋势，该协定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相对减排义务，到2020年实现相对于“正常排放” (business　as　usual)的偏离。 　　并且，为了实现全球到2050年大幅度整体减排，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应尽快封顶，即尽快开始绝对减排。 　　通过考察各国对CBDR从强调“区别责任”到强调“共同责任”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前期的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而后期则开始逐渐向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于这样一种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反应。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一个美好的时代已逐渐逝去，如果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话，也要尽量推迟强制减排义务时代的到来。由于发展中国家认为，这将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目标的实现，因此，“区别责任”成了发展中国家对CBDR关注的重心所在，所有的理论研究都围绕“区别责任”合理性的论证展开。而发达国家往往强调“共同责任”，认为“区别责任”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以及印度等排放大国可以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认为CBDR是无效率的，甚至成了谈判的最大障碍，让谈判步履蹒跚。尽管谈判在不断深入，但这种观点和立场的对立并没有随着气候变化谈判的发展而趋于缓和，反而愈演愈烈。 　　二、僵局与困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复杂性 　　为什么本来用以解决分歧与争议的CBDR却会导致这种谈判僵局的出现呢?从表面上看，CBDR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行动计划》以及《哥本哈根协定》的文本中都得到了清楚的表述，其内涵是确定和明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CBDR的内涵一直在不断变化。有学者认为，剥离CBDR所处的具体情境来分析其理论基础、内涵、适用范围以及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无法真正获得对CBDR的正确认识的。从CBDR的内在属性、使用者对它的法律解释以及更深层次的气候变化谈判格局来看，这是因为CBDR在内涵上没有实现内部结构的均衡，在实践中无法获得统一的解释，在发展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干扰。 　　(一)CBDR内容的不均衡性 　　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词序结构中，“共同”在前，表明“共同”应当是CBDR主导性的意涵，理应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无论是将“共同责任”原则看做底线、第一性要素还是主导性要素，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都应始终坚持“共同责任”优先的立场， “共同责任”的适用应当是无条件的。与此相反， “区别责任”并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适用的标准，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其适用何种国家和何种情况。国外有学者认为，“区别责任”的适用必须遵守下列要求：一是“区别责任”不能背离条约的目的，即使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