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外藩蒙古的法律适用问题.docVIP

浅析清代外藩蒙古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清代的历史档案中，有关贾德保辜案也的材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此案发生在嘉庆年间的外藩蒙古科布多城，城中的贾德与邵廉舒同为晋商，均为汉人，因索债事宜发生争执，贾德用刀扎伤邵廉舒致其身亡。案情本不复杂，但是审理一波三折，长达一年半之久，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适用蒙古律还是大清律”，因为适用不同的法律，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甚至关系人命，对此，从科布多参赞大臣的初审，到报理藩院，再到三法司会审，对此案的处理都非常谨慎，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的世袭骑都尉董浩在上奏的题本中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阅后，嘉庆帝朱批“贾德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最后嘉庆帝亲自定夺为绞监候，正是适用的《蒙古律例》。本文通过对此案的分析，借此对清代外藩蒙古地区在法律适用特点略抒浅见。邵廉舒与贾德同为山西汉人，在科布多地方开小铺为生。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二月，邵廉舒向贾德赊取麻花，价银三两八钱，约定十五年正月内奉还。正月十三日早晨，贾德来要赊欠麻花银两，邵廉舒央恳到二十日还他，贾德不依。邵廉舒负气说:“你要这样逼我，我不还了。”贾德一时情急，拿起炕上放的小刀在邵廉舒左腿上扎了一下，邵廉舒随即将他按倒，夺过小刀，随后上报了官厅。48天之后，即三月初一，邵廉舒因伤离世。 　　在《青会典事例》中乾隆四十五年议定:“科布多地方命案，毋庸解送刑部，即由该参赞大臣审明定案后，将该犯解送乌里雅苏台将军处，由该将军复核，入于秋审汇奏”。从题本中显示的案件审理经过来看，邵廉舒与贾德发生争执，被扎伤报官后，首先也是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策拔克进行处理的。策拔克认为:“查刑律载，刃伤人杖八十、徒二年，又保辜刃伤限三十日平后，又例载，辜限内不平复，延至限外刃伤，十日内身死，奏请定夺，又正限后余限外身死者，止科伤罪各等语。此案邵廉舒于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被贾德刃伤左腿，延至三月初一日身死，计期四十八日，己在正限三十日余限十日之外，自应按律定，拟贾德应依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掀回原籍山西延抚定地充徒至配折责安置。”由此可见，策拔克是按照《大清律例》进行判决。 　　策拔克将此案上报到刑部，刑部“查例载，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照蒙古例办理，又蒙古例载，斗殴伤重，五十日内身死者，下手之人绞监候”，因此，刑部认为贾德犯事系在蒙古地方，自应照蒙古例办理。此外，在查阅邵廉舒尸体时，格刃伤仅止填横长及宽，并未声明深入几分，是否筋断骨损，“验伤既未明确，引例亦未妥协，罪名生死枚关，臣部未便率议，应令该大臣详晰查审，按律妥拟报部，再行核办。”很显然，刑部认为策拔克适用法律错误，故返给其重新审理。 　　策拔克重审此案，验明邵廉舒确因伤致死，刀深入七分，并未断筋骨，且按“刑部指示”，适用了《蒙古律例》，即“贾德合依蒙古斗殴伤重五十日内身死者，下手之人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最后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刑部主稿，由董浩上奏嘉庆帝。此案正是因为不同罪名生死枚关，所以各相关部门都相当谨慎重视，从联合上奏的23名大臣及其职务便可窥见一斑，如董浩、瑚图礼、金光梯、佛尔卿额等都是朝中重臣。嘉庆帝最终认可了董浩题本中的判--“贾德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此案画上句号。 　　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笔者一直在思考，科布多参赞大臣策拔克在最初审理时为何会直接适用《大清律例》?而刑部在复核时又为何认定要适用《蒙古律例》?最后适用《蒙古律例》说明了什么?正是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看相关的律例规定，发现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清代蒙古地区在法律适用原则上，发生了由属人主义向属地主义的变化，二是保辜等内地法律制度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适用。下面笔者试着从这两方面来做一分析与说明。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面对广博深远的汉文化，清代统治者既不是拒绝，也不是破坏，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汉文化，在其267年的王朝统治期间，不仅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法律制度也获得了显著成就。在立法上，清统治者建立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参考以明朝法制为主的汉族君权王朝法制;“酌金”，就是斟酌吸收满族固有的习惯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是《大清律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是以《大明律》为蓝本完成，是中国传统君权王朝法典的集大成者，汉唐以来确立的皇权社会法律的基本精神、主要制度在《大清律例》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清朝还是中国多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多民族共存的状况是清朝多元一体法律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统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经济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历史传统等实际情况，建立了一系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