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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环境史的“环境”问题 　　一、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 　　我们知道， 围绕人类社会由文化主导还是由环境主导的问题， 历史学界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论战，这场论战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式微而告终。此后， 传统史学重人事而轻自然的倾向遂越来越强烈， 自然环境逐渐成为历史事件可有可无的背景与点缀，很多时候，自然环境因素完全被排除在历史学者的视野之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上世纪后半叶环境破坏问题的日渐突出， 环境因素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又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传统史学的倾向有必要加以纠正，重新肯定自然环境在史学中的地位已经刻不容缓，于是环境史应运而生。 　　但是，自环境史兴起以来，由于相关学者异帜高标，大力宣扬自然环境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使得学界对环境的认识又出现偏差。不管是环境史学者，还是非环境史学者，大都抱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环境史就是环境的历史，所要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森林植被、土壤状况、水文条件、动物分布、气候干湿、气温冷暖等外在自然的空间布列与时间演变， 而这些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应该承认， 环境的历史是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抽掉环境的历史，环境史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但是，环境史却又不仅仅是环境的历史，其内涵要丰富得多。环境之外，社会层面的诸多因素也在我们的考虑之中。环境史要改变传统史学重人事轻自然的弊病， 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就要重自然轻人事，矫枉而不能过正，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环境参与下的历史，绝非仅仅是环境本身的历史。 　　梅雪芹认为，环境的历史包括“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和“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而“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的关键区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 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其主张颇有见地。 　　要理清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研究的主题上，自然与社会并重，环境因素与文化因素不可偏废。我们的目的在于把自然重新引入历史学的范畴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绝非只是为了探究环境而探究环境。我们将构建一种自然---社会二元一体的观察视角与理论框架， 深入论证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剖析环境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塑造、互相驯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其实，对于环境史的旨趣的探讨历来比较多。李根蟠较早提出的“自然进入历史， 历史回归自然”就很有见地，正如他所概括的那样，环境史把“历史研究中一度被人为地从自然中抽离出来的人类社会，被重新放回大自然当中，放回它事实上不可须臾或离的地球生物圈当中”，而自然环境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因素，是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演员”。王利华也指出：“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 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而环境史也“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 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 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 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另外，邹逸麟、朱士光、侯甬坚、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等学者也都有较多探讨，不再一一赘述。可见，环境史的诸多领军人物虽未对环境史中的“环境”加以明确的界定，但大都对环境与文化之关系有一较公允的界定。至于学界普遍存在的误解，应是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了。 　　要之，环境史的研究主题是极为广泛的，如果只注意到环境而轻忽文化与社会因素， 环境史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其二，从论证基点上看，较之传统史学的一大不同是， 我们重新审视环境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要贬低文化的作用，把环境作为所有历史现象的终极决定力量。所有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单线条的， 任何用单一的原因予以解释的企图都是不可取的。 　　就国内的情形来看， 非环境史学者对环境史的抵触情绪仍比较强烈，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环境史在宣扬环境决定论。相对于极度彰显文化在社会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传统史学， 新生的环境史自然不能不为环境的重要作用而摇旗呐喊。但是，阐述与论证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国外不少环境史经典作品中环境决定论色彩极为浓厚， 如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等人的著作就是这样。国内不少学者也呼吁用环境来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进行解释，并积极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由此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