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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江海文化演进的时空脉络 　　1 难以抽象的江海文化“意象” 　　一般认为，地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明显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特征性文化。在古代，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资讯不畅，会造成地域的文化联系与文化隔离。当一个相对明确和稳定的空间里，文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形成文化共同性，随时间的推移而凝聚和延续下来，并与其他地域出现文化特征的比较差异时，便产生了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一方面是指该地域的实体文化的客观存在，即地域之上各类文化事项的总和，包括在历史进程中自身创造的文化以及吸纳的外来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又是指人们根据需要将地域内的文化视为一个体系进行叙述、诠释、概括而主观抽象出的该体系的文化“意象”，人们在面对该地域时会形成对该文化“意象”的共同认同，如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等就是人们对该地域文化的共同认同。基于以上的认识，在分析理解南通地域文化时，自然会从其地理区位和地域环境入手，而这也是“江海文化”得名的原因。在以往有关江海文化的论述中，长江黄海环抱与南北交会的独特地理位置、冲积平原与沿海滩涂的自然环境、三角洲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移民的进入与近邻文化的流传影响，以及依托于自然条件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多元化等等均成为研究和概括江海文化特征的充分理由。 　　由于文化“意象”是模式化和符号化的，应是有规律可循，有特征可把握的，所以多年来南通的学者们形成了对于江海文化特征的诸多表述，除了用“江风海韵”、 “南风北韵”等内涵不甚明确的语汇描述外，还有以“盐文化”、 “农耕文化”、 “植棉文化”、 “移民文化”、 “里下河文化”、 “沙地文化”、 “海洋文化”、 “五山文化”、 “战地文化”、 “近代文化”等自然禀赋和生产生活方式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的概括，又会借助其他区域文化名称，例如“齐鲁文化”、 “荆楚文化”、 “吴越文化”、 “维扬文化”、 “海派文化”等来描述江海文化的某些特点(基于对这些区域文化特征的认识)[1-7] 。因此，关于江海文化特征的认识和表述呈现出一种概念体系纷繁复杂的状况。针对此状况，研究者多以五方杂糅、多元共存、包容会通等文化构成状态与过程化描述来概括其特征。最终，关于江海文化特征的许多观点，论者言之凿凿，但细究仍不免有以偏概全、互相矛盾之处。江海文化的特征至今难有定论，在客观上反映出对该文化“意象”普遍认同的缺乏。毕竟江海文化是一个出现不久的概念，人们在开始抽象该地域文化特征时难免如此。这种情况也是江海文化在其演进和构成过程中特殊的复杂性造成的，这种特殊的复杂性其实源自该地域文化所依存的地理空间沧桑巨变以及文化演化历史进程的曲折漫长，这在以往并不被充分关注和研究，而这正是江海文化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殊性。也许，关注和厘清江海文化形成的时空脉络，就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探寻其特征的关键通道。 　　2 江海文化在时空交错中的聚合与分野 　　2.1 青墩的消失与“如海板块”的形成 　　在寻找江海文化的源头时，人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青墩，即今海安西北部地区。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六千年前这里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北岸的一块新陆并成为人类聚居地。但这里的文化延续至距今四千年左右中断了，历史气候与地理研究证明是被当时的一次大规模、持续性海侵所毁灭。南通西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地下文化遗存从四千年前至汉代之间尚为空白，以至于后人有关春秋时代“射雉”、 “会盟”的记载难有实证。显然，汉代迁移而来的居民如何继承“青墩文化”已难说清，今天的江海文化包含了多少青墩文化基因和元素更缺乏历史的逻辑，毕竟青墩新石器文化重见天日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叙述青墩新石器文化的灭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来自自然力量的灭顶之灾是南通文化历史上的常态。而正是南通地区地理发育与变迁，承载了一个独特的区域文化 --江海文化演进的曲折和复杂。 　　在汉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北端，今南通西北地区陆地面积呈扩大趋势。长江口不断形成沙洲，如大致在今如东县地域的“扶海洲”，至六朝后期涨接大陆。但是，从汉到唐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陆地海岸线不稳定，频繁的海侵不断地阻断南通的历史发展进程。汉代南通北部属海陵县，东晋(411年)析海陵县东南境置如皋、宁海、临江、蒲涛四县，南朝宋(471年)又析置江阳、海安二县。这是南通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的记载，增置新县反映了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然而不久，海安县即废，其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蒲涛、临江、如皋县陆续裁并入宁海县，至唐初(617年)，宁海县也并入海陵县。此六县两百年内自置到废说明这一带土地扩大了又遭大规模海侵而丧失，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已证明这一点。现今在南通北部地下出土的汉唐文物竟然远不及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丰富，一度存在的六县县址至今无迹可寻，这些都说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