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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译介 　　一、引言 　　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为欧洲所知，离不开意大利这个文明古国的身影。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马可·波罗，没有利玛窦，就没有欧洲对中国的了解。《马可·波罗行纪》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社会介绍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全民想象。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后的25年中该书出现了法语、拉丁语、德语、托斯卡纳方言、威尼斯方言版本的手抄本，在中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本书被誊写了2个世纪，从1477年开始继续被印刷成多种语言文字。历史学家评价道：”仅一个人就向欧洲提供了如此大量的新的地理信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马可·波罗的书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于旅行、对于新鲜事物和遥远的国度，特别是中国的兴趣，直接推动了15世纪下半叶的地理大发现，大大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后世的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从《马可·波罗行纪》的第一部分就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希望他的旅行是带有传教色彩的。在书中第六章“大汗询及基督教徒及罗马教皇”中写道：“已而大汗详询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中写道：“已而大汗命人用鞑靼语作书，交此弟兄二人及此男爵，命他们赍呈教皇遣送熟知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此等人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他(指大汗)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 因此，这本书也促使欧洲的传教士们想要去征服非凡又神秘的东方人，让他们成为新的信徒。 　　二、耶稣会的建立和来华意籍耶稣会士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 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 Paolo 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 　　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互拔等著名传教士。” 　　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 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 　　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 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 13，利玛窦(Matteo 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人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l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 　　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