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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出现了一次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文化灿烂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此的解释是：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对战国“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不仅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不仅“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首次历史大展现，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堪称文化发展的光辉典范。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周三代，尤其在东周春秋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 　　一、“百家”人才的培育 　　“百家争鸣”首先需有“百家”的出现。“百家”是指诸多颇具相当学识而又各有一定理念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因其所获得的知识不同，思想观点各异，人以群分，形成许多不同的“家”，即现代所说的学派，因称“诸子百家”，这是“争鸣”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些“学富五车”的“诸子”和不同理念的“百家”，何人相争，以何而鸣，首先必须有人才。人才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培育出来的。故此，有必要先从产生“诸子”的教育说起。 　　教育的载体主要是学校，学校之兴，据传始于虞舜时代，各代有不同的名称，如庠、序、学、校等。《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膠，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孟子之说则异，他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时代久远，这些说法迄今均无确切史料根据。《礼记》据传为“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经考证系实为西汉戴德、戴圣叔侄根据周代所遗留下来的政教资料编纂而成。唐代孔颍达在为戴圣《小戴礼记》所作的“疏”中，对《礼记》总的看法是：“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所谓“绝灭无文”，就是说，夏、商时代的有关文献史料并没有留传下来。孔子说夏商周三代政教制度是相因承袭的，至西周将前代口耳相传的史事和不成文的文化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故文献典籍具备，保留于周室，为孔子所见，不禁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中包括在文化方面周代所建立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及庠、序、校教育机构，成为古代教育模范。可以断定，西周时代即有学校，则是不必质疑的事实。孔颖达所谓“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意即《礼记》所云虞、夏、殷的庠、序教育体系，是戴圣按周代政教制度而描绘的。 　　学校的建立须有必备的条件，除校舍外，更重要的是书籍和教师。西周之能建立学校，是由于有了成熟的文字和积累的文书，这是此前所不具备的。远古时代“世犹淳质”，先民语言简单，更是没有文字，只是结绳记事。其后为了记事和彼此交流，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符号以表示某种意思。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章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③。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公元前五千至三千年的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面所刻画的种种并无规则记印，既不是图案，更不是花鸟鱼虫的绘画，或许是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可能是最早文字的萌芽，不妨暂称之为”陶文”。传说中伏羲创制的八卦，也可能是代表一定意义的符号。《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众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显然还不是文字，更不是书籍。《左传》记载说，早在尧舜时代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种种典籍。孔安国在《尚书正义·尚书序》具体说：“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史通》袭其说，谓“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然而这些都是杳无可据的传说。故此，刘知几对传说又有所怀疑，说殷、周以前，“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以为，“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也对传说的《三坟》《五典》是否有其书表示怀疑。不过，传说也不无源由，虽没有文字记录，但口耳传承会源源不断，在有文字后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片言只语。殷商时代虽有了文字---甲骨文，字形臻于成熟，但存留至今可见者，数量毕竟很少，也只是简单的话语记录，未见大块文章和著述。即或有书于竹帛者，因时间久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