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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语中对隐喻的研究 　　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 隐喻的形式一般为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在形式上是相合的关系，说甲(本体)是(喻词)乙(喻体)。喻词常由是、就是、成了、成为、变成等表判断的词语来充当。在我国，对隐喻研究的历史十分悠久，有大量的前人资料可供参考。本文将检索到的资料按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此观察出学者对隐喻的理解在各个时期的变化，并尝试推测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古代对隐喻的研究 　　古人的研究最早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诗经中的比兴，二是先秦诸子论辩说辞中使用中的譬喻。最早揭示出比喻特征的是墨子，《墨子·小取》中谈论辩的四种方法(譬，侔，援，推)时说：“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意思是比喻要用他物来说明本物。孔子指出：“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为仁之方也矣。 ”“能取近譬”就是以自己身边的熟悉的事物来说明一定的道理。 而后，东汉的郑玄在给《周礼》作注时引郑众的话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所谓“比方于物”，即打比方，是普通的比喻，而“兴”则是一种意思较为隐含的比喻。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说：“比显而兴隐。 ”“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而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中说得更清楚：“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比之于兴，深浅为异也。 ”他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的共同之处，即“同为附托外物”。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比兴”的定义言简意赅，他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的定义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说，特别强调“彼物”“此物”这两项内容，可以说初步具有了从结构上阐释隐喻的思想。 　　由此可见，古人已经意识到了“比”“兴”“譬”是要用他物来说明本物，并且二者要有密切联系，而运用“兴”还需要联想思维。同时古人也意识到了比与兴一明一暗的区别，只是没有对二者系统的论述。 　　二、近代对隐喻的研究 　　我国的隐喻研究发展到了近现代开始以学科的观念对待， 即将隐喻置于修辞学的学科体系中分析，同时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对隐喻进行分析，使得隐喻理论科学化。 在研究中将功能与形式相结合，克服了传统隐喻理论重功能阐发、 轻形式描写的不足，并且从多角度、多学科对隐喻进行分析，使研究逐渐向语言本位过渡。 　　清末学者龙伯纯在《文字发凡·修辞学》中对譬喻法的定义、 效果和分类作了论述。 他认为隐喻是指：“恐本事本物不甚明白，而引他事物以显之也。 ”从此定义来看，他借鉴了古人的观点。而刘金第在《文法会通》中提到的“事理有易知者，有难知者，文中欲明难知之事理，往往取易知之事理为比，是为譬喻”与龙伯纯的定义基本相同。但是两人采取的分类方式却大为不同。 龙伯纯将比喻分为直喻、隐喻、类喻、提喻、换喻、讽喻;而刘金第则从喻意和本意的不同关系进行分类，如两句平对，或喻意或本意、三层排比，前两层喻意后一层本意、本意喻意不平对、喻意自成一段等。五四运动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隐喻的研究大多开始以“语言本位”出发。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对譬喻的总体观点与刘勰相似，但他提出了喻体和本体之间不仅要有相似性，还要有相异性。 陈望道认为“隐喻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譬喻 ”， 明喻是形式上相似，即“甲如同乙”;而隐喻却是形式上相合，即“甲就是乙”。 袁辉在《比喻》中肯定了陈望道的观点。在此之后，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我国的研究者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借鉴并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对隐喻的研究。比如王西杰和袁毓林两人都在研究中借鉴了美国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转换。 王西杰认为，比喻的深层结构是和信息相联系的，由相异点、相似点、本体、喻体四个要素构成，并最终转换为表层结构。 袁毓林则指出了该转换的过程是人们将意识中的一种特定的表达模式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和手段转换为表层语言。由此可见，我国近代的以语言本位为主的隐喻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化、科学化，并且能够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完善自身。但是这些研究同样存在着将隐喻视为比喻的一种而作为修辞格来一起研究的问题。 可以发现上述文献中，隐喻和比喻大多都是被一起作为研究对象的。 　　三、当代的隐喻研究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隐喻学才从修辞学的局限中脱离出来单独成为一门学科。而隐喻研究也进入了认知研究阶段。 SS 　　林书武最先将隐喻的认知研究理论介绍进来，在《外语教学与研究》 期刊中介绍了国外的几个重要流派，并对当前研究的现状和焦点进行了评述。 学者赵艳芳引入了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而王寅提出了隐喻认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