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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代海南成为海上丝路中转战的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在夏、冬两季的季风助航下，从东南沿海出发，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抵达欧、非洲的海上通道。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丝绸、瓷器、糖、五金等，进口香料、药材、宝石等，是我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生命线。明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上的海南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自身的经济发展及郑和下西洋的推动 　　明代海南岛内贸易发达，经济繁荣，田赋、商税等地方财政收入显著增长。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设广东布政使司，将琼州府由原属广西改归广东管辖，下设崖州、檐州、万州3州13县。还废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整个明朝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冲突。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保证了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明代海南人丁兴旺，人口比元代增加近一倍。农业方面兴修水利，奖励垦荒，明初至正德时期全岛兴修水利81处，洪武二十四年(1391)海南的耕地面积由元朝的15500余顷，增加到19800余顷，万历四十三年(1615)达到38300余顷。手工业方面除纺织业外，还有银、铜、铁、木、皮、雕、藤、石、泥水等个体作坊。田赋从元代的16000余石，增加至洪武二十四年的96300石。商税钞额正德年间7409贯，嘉靖年间增至56500余贯，万历末年全岛墟市达到179个。明代造船术的提高和罗盘针的普遍使用，使航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掌管船只航行的舟师都有秘不示人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将航路拓展到非洲东岸，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更彻底的贯通。海南所辖的西沙、中沙、南沙三群岛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航线。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郑和带着船员、士卒等二万多人对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古里、旧港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和贸易通商，其中除第二次从广东出发外，其他都是从苏州刘家河出海，经福州、泉州、嘉禾千户所(厦门)、广东南澳山、大星尖，沿海南岛东岸一路南行。《郑和航海图》万州外海的独猪山旁，载“独猪山丹良针五更船用良寅针+更船平大星”，“外罗山为过癸丑及单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等，可见船队经过海南七洲列岛，以万宁独猪山、文昌铜鼓岭为登陆补给之地。马欢《赢崖胜览》记载，船队每次下西洋远程航行时，都在海南装载大量的淡水、水果、蔬菜上船，作为远洋航行的重要补充。费信《星搓胜览》“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也是穿越南海诸岛的经验之谈。此后朝廷诏命使者前往南洋各国，多沿这条海路前行。 　　二、海上贸易的骤站 　　因海寇活动频繁，明朝大部分时间实行海禁，只有外国朝贡船只才能驶入国境，海南被指定为外国贡船进入广州的贡道。《明史·外国列传》记载，逞罗、占城、满喇甲等国在洪武至正德年间，多次贡象、虎、鹦鹉、犀角等方物。《正德琼台志》也载，天顺间逞罗使臣黄坤普伦朝贡途中抵琼，在琼山县北五里官道建柔远亭。外国番商多利用来贡机会与中国展开贸易，或跟随贡使的航船，偷售货物，或冒称贡船以求通商，甚至直接走私，伺机交易，“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舶商去来不定，多在海南州县走泄细货。 　　海上贸易的繁荣，吸引众多海南人做起了国际贸易。谢肇《五杂姐》载:“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迎、逞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尤其日本大量进口丝绸，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如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狙脍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小叶田淳《海南岛史》亦载，明末一艘从海南出发的航船装载货物，驶入日本长崎。 　　三、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对外贸易带动了海外移民，促进了南海区域的民族迁徙。明代占城、阿拉伯人因避难、投诚、躲避风暴及经商等原因而移居海南的越来越多，琼州安抚司将他们安置在海口浦一带。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海南“在其外州者(指居住在海口浦之外的其他州的番人)，乃宋、元间，因乱挚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采肉，家不供先祖，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今从民俗附版图，采鱼办课。”。祀同时，海口有“礼振寺在土城北街巷内”，三亚有“礼拜寺在(凿州东一百里番人村”，檐州蕃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挚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浦’。不与土人杂居，不食采肉，他性亦须自宰见血。家不供祖先，一村共设佛堂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斋。张禽《(光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