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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娱乐精神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频道资源的丰富和电视产业化的诉求，花样繁多的娱乐节目风起云涌，日益充斥电视荧屏，且发展势头至今方兴未艾。这些节目在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娱乐审美需求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仅就娱乐性而言，即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左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表现为娱乐不足，节目的可视性缺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过度娱乐，甚至是“娱乐至死”。这貌似矛盾的两种景观，其本质却是基本一致的。究其深层原因，恐怕在于娱乐精神的缺失或变异，这又集中体现在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持人身上。 　　一、召唤真正的娱乐精神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认为：“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幽默是娱乐的精神内核，本身既可以产生娱乐效果，也是娱乐的高级阶段。风趣幽默、寓庄于谐向来都是对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审美期待，这就需要娱乐精神的内在支撑。 　　娱乐的精神内涵，需要人性的光辉和人文的关怀，最终力求到达“澄怀味象”的审美境界与纯粹状态。娱乐精神应当是一个人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排解生存压力、表达人生态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娱乐精神也就成为支撑一切娱乐节目的内涵素质，它决定了各类娱乐节目及其活动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情趣，也是体现和衡量电视娱乐节目思想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尺。 　　据考证，“娱乐”一词早在司马迁的《史记bull;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已经出现了：“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的解释是：“娱，乐也。”当然，娱乐的内涵与外延千百年来有着自身的演变过程。至于“娱乐”一词当下的准确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使人快乐，消遣;快乐有趣的活动。”从这两层意义上来理解，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作为名词，“娱乐”显然都属中性词汇，并不含有任何贬义色彩。 　　民俗学家钟敬文曾经专门撰文《论娱乐》：“娱乐是人的自然情绪的流露，只有当人们高兴或有闲暇时，才有兴致来进行娱乐活动。娱乐是人类生活要求的反映，生活的一些现象通过人们的提炼、总结，使之成为娱乐或竞技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之后，又慢慢地脱离了原来的生活形态，成为艺术化的生活形态。”可见，不管是较浅层次的娱乐还是较高层次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的需要。娱乐的形式和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快乐，娱乐显然并不是庸俗浅薄和玩物丧志的代名词。 　　毋庸讳言，娱乐还是有着不同的层次和品位之分的。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李泽厚则从美感产生的阶段和层次把美感分析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包括性本能、情欲、行为、心境、理念的被压抑，通过审美获得解放和宣泄，达到心意的满足和愉悦;最高层次的境界就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个生命和存在的全部投入。 　　因此，就电视娱乐而言，似乎也可大致分为纯粹的娱乐与审美的娱乐两种。“纯粹的娱乐是一种以娱乐为手段，旨在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心理之目的的娱乐方式，它注重文化消费层面上的游戏、欢娱。而审美的娱乐是观众沿着感受力的光谱深入而灵活的做出反应，是一种审美层次上的心灵的愉悦。”前者是一种浅表层的感官娱乐，属于快餐式的娱乐;后者是内核层面的精神娱乐，值得反复品味、甚至有历久弥新之感。而在当下，大众在理解和使用“电视娱乐”的概念时普遍偏离了“娱乐”的本性特点，只是将“娱乐”贬抑为仅仅满足于人的感官享受的低级活动。这显然是对娱乐精神的刻板印象，也是我们必须界定清晰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国传统的“以德为先”的教育是一个主张以道德的“超我”来抑制快乐的“本我”的过程。反映到电视媒体上，便是长期以来其强大的娱乐功能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电视剧和歌舞类综艺节目在弘扬“主旋律”的大前提下承载着部分娱乐的功能。可以说，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是从传统的文艺晚会中脱胎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日益市场化和观众娱乐需求的提升，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才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大面积地占据电视荧屏。在当代社会，电视娱乐节目以感性、轻松的内容和形式释放了一直以来压抑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快乐“本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比过去的任何文化形式都具有民主性和解放性的特点，因此引发了广大受众的心理共鸣。 　　从电视发展的历史维度进行观照，我们发现，自从电视这种媒介诞生以后，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尝试着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