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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移民日本列岛和中原地区的渤海人 　　渤海亡国后，其主要遗民被契丹迁往上京道、中京道以及东京道地区;此外，还有据地抗敌者，如定安国和兀惹;再有，便是流入王氏高丽和女真地区者。这些渤海人之流向因有较为详备的文献记载而早已被学者所熟知，故而学界对这三方而的渤海人流向问题着眼较早，研究成果颇多。但是相比之下，对于与渤海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以及陆地上被契丹国境阻亘的中原地区，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渤海人很难直接前往、顺利到达，所以，这两个地区流入的渤海人基本是通过二次移民才能完成。因此，少有文献对渤海人移民两地有较为详尽的记述。但是，从相关文献可以分析出，早在渤海亡国之前，渤海人就开始了移民日本列岛的行为，而渤海亡国后经由契丹境内流入中原地区的渤海人远比明见于文献的数量庞大得多。 　　一、移民日本列岛的渤海人 　　中国东北地区之国族与日本的交往和接触由来已久，早在高句丽时期，日本就与之有着频繁的外交关系.从公元540年到682年间.就有30余次遣臣出使日本。而日本与鞋蝎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密切，日本史书往往称鞋蝎人为肃慎人，有记录表明，鞋蝎人曾到达库页岛、北海道，这些均有考古材料佐证。尤其是到了渤海国时期，以海东盛国的渤海为桥梁，唐文化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列岛，为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革提供了养分，成就了日本社会文化的形成。而在渤海与日本频繁的交聘中，又有一定数量的渤海人来到日本定居，尤其是渤海亡国后，一些渤海人通过朝鲜半岛为中转站，来到了日本列岛，为日本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渤海国与日本的民间交往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国家间的正式通使始于渤海大武艺仁安九年、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武王大武艺派出以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高斋德为代表的24人使团出访日本。然而，使团因海路遭遇风浪，漂流至今日本北部的北海道虾夷境内，高仁义等16人遇害，高斋德等8人幸免逃脱，辗转至出羽国地区登陆，完成了此次出访，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开启了渤海国与日本之间频繁且友好的国家往来。“至渤海亡国前的公元919年(五代后梁贞明五年)，前后192年间，渤海聘日34次，日本聘渤海13次，双方共交聘47次，平均每四年即有一次往来，比唐和日本之间的交聘往来，既多且密，促进了唐代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丰富了两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文明的进程，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动人的一章。在渤海与日本交聘期间，还形成了专门通往日本的“旧本道”，为渤海五道之一，是渤海国经济、文化输出的重要道路。 　　从渤海与日本频繁的官方交聘中不难看出，双方间的交往是极为密切的，由此可以推断，其民间的交往势必更加频繁。这其中，一定会有渤海人因商业、政治等原因留居日本，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众所周知，古代的日本是一个吸纳外来文化的巨大受体，正是在来自于大陆和半岛先进文化的巨大影响下，日本才在极短的时间内摆脱蒙昧，迅速踏入文明社会。而这其中，大量来自大陆和半岛的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外来人口来到日本是这个时期日本社会的常态事件。唐代以前，即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期之前，“渡来人”文化对日本之影响自不用提，单从八世纪初来看，日本政府将移民来者，即“归化人”有组织地迁移到东日本附籍，并为他们建立村庄，如新罗郡、高丽郡等;亦或采取其他积极的措施予以安置，这样的事例在《日本书纪》中屡见不鲜。事实上，不唯中原和半岛，渤海人也有借机留在日本者。日本嵘峨天皇弘仁元年(810)五月，渤海使首领高多佛脱身留越前，安置越国给食。即令史生羽栗马长并习语生等，就习渤海语。后来，日本朝廷还赐高多佛姓“高庭”，醒醚天皇延喜二十年(920)六月二十六日，“右大臣令元方奏领归乡渤海客使大学少允坂上恒荫等申:遁留不归客徒四人事。”二十八日，“仰遁留渤海人等，准大同五年例，仰越前国安置云云。可见渤海移民在日本定居的事实存在。定居者有的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如高多佛所扮演的语言教授者，其他能够定居日本的主要是渤海歌舞伎人、僧人及商人。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年(739),渤海国的若勿州都督青要德、云摩将军已珍蒙在第二次渤海访日期间，已珍蒙为日本天皇演奏了本国乐，即“渤海乐”，由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引起了日本天皇的关注。渤海乐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还被列为日本宫廷音乐之一。可以说，“渤海与日本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最显要的当属音乐和舞蹈上的结合，堪称是中日两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据《续日本纪》卷十三记载:天皇御中宫阖门，已珍蒙等奏本国乐，赐帛绵各有差。这段史料反映了渤海乐已在日本登上朝廷，天皇还对此进行了赏赐。由此，开启了渤海乐在日本的流传和推广，据《舞乐要录》记载:日本塔供养，堂供养。御八讲、朝勤行幸、御宴会正，相扑节等活动分别奏《新鞋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