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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自决权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审视 　　一、自决权形态的历史演变 　　(一) 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 　　人民自决渊源于16~19 世纪西欧出现的“民族-国家理论”。这种理论存在两种立论根据：其一，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合法性的源泉，国家的边界应该与民族的边界相一致，每个语言、文化不同的族体，都有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国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二，政治共同体是依据最高忠诚度而产生的，应承认由行使集体意志(如公民投票)来决定政治共同体命运的集体权利。到了19 世纪，基于民族-国家理念所引发的以反对民族压迫、反对隔断种族文化自然联系的帝国统治为内容的人民自决运动，几乎席卷整个欧洲。这一时期，被赋予自决权利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种族一词来理解的，它指的是那些具有某些共同传统和特征、共同语言或宗教和共同历史的群体。结果，19 世纪欧洲的人民自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种族自决。 　　而其所形成的国家推至极致就是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谓的“部族-民族主义国家”。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在中东欧不断泛滥。民族分离主义者宣扬人民自决至上论，谋求脱离现有国家，建立以单一民族(或种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最为典型的、也最有争议的是2008 年2 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这种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运动，又回归早期欧洲的极端民族自由主义的立场，背离时代潮流并对现有国际关系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不可否认，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有其历史进步性，它最初是作为反对征服和压迫弱小民族的政治哲学而出现的。但是，在19 世纪经过格宾诺、豪斯顿·钱柏林等人的发挥，以种族(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文化民族”)为单个主体的极端民族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出现，种族国家(菲利克斯·格罗斯称之为“部族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发端。它强调建立国家的最基本单元是单一民族，认为为了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式，可以打破由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国内秩序。其结果必然会牺牲和平与安宁的国家秩序，使国际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并可能导致地缘政治的瓦解和种族清洗。 　　一方面，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民族疆界与国家边界合二为一的。国家之间将会因为民族的合并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划分疆界而产生无穷的边界争端。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或部族主义具有天然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性。纯粹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往往主张民族或种族的优越性，为种族主义运动提供政策合法性。种族主义过分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正当性，罔顾许多国家由多民族所组成并形成和谐国内秩序的历史和现实;过分强调单一民族组建国家的利益需求，漠视多民族国家维护统一的利益之所在。对于种族主义的危险，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阿克顿勋爵早就加以明确的批判，他说：“真正文明的生活之必要条件是将几个民族包括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就像不同成员之间的联系是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样”，“在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重合的地方，社会就停止进步，民族将重新回到不与他人交往的人们所处的封闭状态。”因此，无论是从秩序，还是从正义，亦或是从多元利益保障的角度来看，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都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时代要求。 　　(二) 非殖化形态的人民自决 　　20 世纪初，列宁和威尔逊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先后提出并积极倡行人民自决原则，并推动其演变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原则。人民自决原则真正被国家社会承认为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是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正式规定人民自决的国际条约，从而使人民自决原则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此后，非殖化背景下的人民(peoples)自决权被1952 年《关于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1960 年《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的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所确认。联合国建立以来非殖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表明，自决权的主体已经从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文化民族或种族)转变为处于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下的人民(一般指国族)。正是因为如此，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可谓是“国家”的自决权，或者说是反抗外来压迫、恢复独立的权利。毫无疑问，受到外国殖民统治、占领和奴役的人民，有权行使自决权，获得民族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入其他国家或者与其他国家合并成立新国家，这是国际关系中民族独立与自由、主权国家平等价值的集中体现。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占领和外来奴役，都侵害了被殖民、被奴役人民自由选择社会发展道路以及为他们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固有权利。 　　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应该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和平相处，基于追求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而行使自决权，本质上是恢复之前的独立自主或主权身份，也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正义化的基本要求。由此，自决权已经从形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