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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联对盛世才政权初期的经济支援 　　近些年来，学界对30-40年代苏联和中国新疆盛世才政府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突出地反映在苏联和盛世才政权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外交关系等方面，其中有关苏联和中国新疆政府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有关苏联与盛世才政权初期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苏方对盛世才政权初期的经济支援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笔者依据掌握的有关文献资料作一尝试性探究。 　　一、新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 　　在1933年“四·一二”政变盛世才上台前后，新疆的财政已倍感枯竭，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连续三年的内乱和战祸。新疆财政厅在这时毫无库存可言。战乱之前的金树仁时期，因匪祸连年、军费开支庞大，加之大小官吏贪鄙，旧有新疆省币已逐渐走向毛荒。原来三四两省票即可兑换一元现大洋，到了1934年高涨至七百两省票始换得一元现大洋。军费开支的浩大，更是使财政元气大伤。当时，马仲英盘踞于哈密，进而进展至奇台、孚远(今吉木萨尔县)。鄯善、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四周以及昌吉等地悉被扰攘，各地税收全部亦被其所夺。伊犁、塔城收入更为盘踞伊犁的张培元所截留，分文不能解到省垣。迨至马仲英所部败走南疆，举凡焉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区为之劫掠一空。北疆各地，也是战火绵延，满目疮痍。财政的困窘、纸币的毛荒，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新疆市场上的买卖行为出现拒用纸币而取物物原始交换的现象。由于货币价值浮摇上扬，商人普遍惜售并囤积货物，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张。纸币的毛荒还直接影响到新疆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仅以省政府公务员而言，在1934年前后，其薪金较前增长了一二百倍，而实际市场的物价上涨了二三百倍。政府公务员普遍无法维持正常的生计。当时“省政府科长每月四千八百两，一等科员四千二百两，实际只能买六十斤白面”。当时就有“千两之票，不能购一斗米之粮”之说，以至于出现了省政府公务员消极怠工，甚至间有外出谋食的现象。省政府公务员生活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饥馁痛苦由此可以想见。 　　这一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凋敝同样是触目惊心。以农业而言，据1933年统计，全疆耕地面积总计1143万亩，而因三年战乱荒芜的耕地约为680余万亩，勉强维持生产状态的耕地仅为460万亩左右，可耕地废弃率高达59.47%。北疆农村90%的地方成为焦土，南疆的农村也有50%变成废墟。畜牧业方面主要因战祸引发的损失并不比农业逊色多少。1930年，全疆牛羊马一类的主要牲畜 700 余万头(匹)，而到了 1933 年已不足400万头，损失率达42.85%。这对于主要靠以畜牧业为生的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群众影响尤大。 　　二、苏联政府对新疆经济鼎力支援的主要原因 　　苏联的中亚地区和中国的新疆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思想文化上可谓唇齿相依，休戚相关。两地山川贯通，民族相近或雷同，更兼是共属伊斯兰教文化覆盖的广袤区。可以说，自民国以来，俄国中亚地区一有变乱，新疆必被波及;反之，新疆的不稳，中亚地区定受影响。从1916年沙俄中亚征兵引发中亚民族暴乱，进而边民涌入新疆，到1919-1921年苏俄时期沙俄残余势力窜犯新疆以及1933年南疆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容留反苏分子等诸多的历史事件中，中苏双方的政治家都深刻地洞察到：睦邻交好，双方安全互利;坐视近邻灾祸缠身，自己最终难以求安。前者新疆首任省长杨增新妥善处理1916年中亚暴动民族涌入新疆的安置问题以及新疆与苏俄会猎合击沙俄白匪窜犯新疆问题，后者苏联和新疆联手粉碎南疆分裂政权等。可以说，这些都奠定了苏联和新疆方面友好合作、相互支持的前提依据和情感基础。 　　其次，盛世才政权对苏的友好态度，博得了苏联方面的好感。“四·一二”政变之后的盛世才与苏方签订了深化苏联在新利益的《盛苏密约》，此后，盛世才不仅高扬以“亲苏”为重要内容的六大政策旗帜，并还信誓旦旦地向苏方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他将在新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苏方也清楚，军事上支持盛世才只是维护盛氏地位的暂行之道，长久性的策略还是要帮助盛氏政权实现经济上的自立自足。 　　三、苏联政府支援新疆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一)签订巨额贷款协定，明确款项用途 　　鉴于财政困难，盛世才政权提出向苏联借 　　款。为稳定新疆局势，苏联也愿意在资金上援助新疆。1935年5月，苏联向盛世才政府贷款500万金卢布，贷款年息4厘，新疆方面五年内以新疆羊毛、皮张、毛皮、羊肠衣等畜产品及牲畜偿还。1937年1月，盛世才政府又向苏方续借贷款200万金卢布。约定还款期限为 5 年，用土产偿还。两笔借款折合美金6，078，585元。为了确保两笔款项用于经济建设，1934年9月，苏联派遣国外贸易银行理事长斯瓦尼孜偕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