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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重特大事故调查的观念转向 　　一 调查目的: 从追究责任到还原真相 　　调查目的决定着调查的方向。以“追究责任”为目的的调查，调查围绕追究当事人责任展开。以“还原真相”为目的的调查，调查则以收集证明事故真相的证据为目标。 　　( 一) 调查目的的缺陷: “追究责任”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几乎每一桩事故的调查，都与“追究责任”紧密相关。公众的关注点是哪些人应对此负责，媒体爆料的重点是哪些人将成为“落马官员”，政府官员表态时也总是承诺将“严惩”责任人员。一旦责任追究得到落实，调查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甚至有些追责工作在调查前就已实施，而此时尚没有证据证实被免职的人员该承担何种责任，这种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的追责，更像是主管部门应对汹涌民意的危机公关。在法律层面，追究责任也是重点: ( 1) 直接将追究责任作为立法目的。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第一条规定: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制定本条例。”( 2) 调查组的职责被主要界定为追究责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 　　( 二) 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 三) 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3) 调查围绕追究责任而展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 调查的手段和程序为追究责任而设计。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三) 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将追究责任作为重特大事故调查的主要目的，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其一，政府对追责具有原动力。政府通过对责任人员追责，使逾规者受到惩罚，可以确保政府的法令得到遵循、政府的权威得到维护、有利于重塑政府的良好形象。其二，社会舆论带来了强大压力。各种与事故相关的利益集团都有着自身的利益关切，在各方利益诉求交织、观点冲突状况下，政府疲于应付。舆论的强大压力、民意的持续裹挟形成追究责任的洪流，驱使政府做出回应，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追究责任”来平息民愤、控制事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其三，对行政调查的独立性认识不够。在传统的行政调查理论中，行政调查被作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仅以影响和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只涉及程序权利和义务，与实体权利和义务无关，行政调查被认为“是行政法中不可缺少之行政辅助手段”，其独立价值被漠视。将追究责任作为重特大事故调查的目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首先，功能上偏离了行政调查的本意。“行政调查是……能够影响该相对人权益的检查、了解等信息收集活动。” 　　重特大事故的调查应首先满足收集信息的功能需要，追究责任是调查结果运用。将追究责任功能赋予调查主体，混淆了调查和处理两个不同阶段的任务。其次，不利于揭示事故真相。重特大事故的调查，往往需要熟悉案件情况的相关责任人员的配合。以“追究责任”为目的，调查组将自己摆在了责任人员的对立面，责任人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隐瞒真实情况或者给调查组设置种种障碍，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香港嘉利大厦大火的调查中，调查委员会主席胡国兴认为，如果被传来作证的各方人士不能畅所欲言，那么调查委员会就听不到最真实中肯的意见，这样就不可能更好地还原真相，提出好的建议。 最后，有悖于查审分离的现代法治理念。依照现代法治理念，“任何人不得同为警察和法官”，调查与审判必须分离。重特大事故调查组出具的“处理建议”，一般都被负责处理的监察机关等部门所遵循，“处理建议”事实上成为责任追究的依据和标准，调查组取代处理部门事实上行使了“处罚权”。 　　二 调查主体: 从附庸走向独立 　　调查主体的独立性是其根本。只有完全独立的调查主体，才能免受外界干扰，获得独立、公正的调查结果。 　　( 一) 重特大事故调查组独立性的不足 　　调查组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但类似规定只是对调查组成立的原则条款，调查组成立后，是否属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上具有何种权利和义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等等都没有体现。调查组无独立调查权。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这一授予调查权的规定具有缺陷: 一、规定的法律位阶过低，且能否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赋予行政调查权尚待商榷。二、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权力边界、行使程序、救济途径等必要规定，不能算是真正赋予调查组的行政调查权。调查组的行为受到各方牵制。因调查组缺乏独立的